獨秀園記

大年初三，驅(qū)車路過安慶，順便拜謁了陳獨秀墓。車下高速，在百度導航的指引下，拐進一條會個車也似乎有些困難的狹窄村道，尋找墓的所在地——“獨秀園”。不由得懷疑此行能否達成目的，同伴也揶揄：新年新始，卻來一個陌生的地方尋找一個不相干的人的墓，還是在這樣冷冷清清的荒郊野外，真是莫名其妙。有什么辦法呢，只能這樣安慰自己：非常之人，必有非常際遇，名垂宇宙、萬人景仰固然遂人所愿，寂寞孤獨、少有人問津也樂得悠閑清靜，未嘗不好。獨秀先生生前風云激蕩，聽慣了看慣了人世的紛爭，也許身后他要的就是這樣的安寧呢？

還好，沒費周折，來到了“獨秀園”門口，出人意料，雖然拜謁的人不多，但也不算冷清，停車場還有鄰省的旅游大巴；更出人意料的是墓園的規(guī)模也不小，進入墓園，迎面一座六柱五門石牌坊，中間一門的門樓上鐫刻“獨秀園”三字，左右兩側(cè)刻有獨秀先生一生倡導并手書書的“民主”和“科學”，牌坊前的廣場對面是一組浮雕，名為“驚雷”，展示陳獨秀波瀾壯闊的一生。穿過石牌坊，便是長而寬的墓道，沿中軸線依次排列著陳獨秀雕像、新青年碑刻、紀念水池和陳獨秀墓冢，其格局讓人想起中山陵。只是中山陵依坡而建，拾級而上，更加莊嚴肅穆。上大學時多次游覽中山陵，做老師后又多次教學課文《巍巍中山陵》，所以記憶比較深刻。于是，在獨秀園走走看看，不時地拿它和中山陵比較。

看到牌坊上刻的“獨秀園”三字，我想到進入中山陵也是一座石牌坊，不過只有3個門樓，中間門樓上刻的是中山先生的手書“博愛”，而不是“中山陵”。獨秀先生和中山先生一樣，都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劃時代的的人物。中山先生首倡“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建國民黨，推翻帝制，提出三民主義，締造中華民國，國人尊稱他為“國父”，真可謂名至實歸，不過稱他的墓園為“陵”，卻讓一些人心生疑竇，古代只有帝王之墓才稱為“陵”，中山先生一生以推翻封建帝制為己任，身后卻留下充滿封建帝王色彩的“中山陵”，豈不有違的本意？也許，真因為如此，“中山陵”只是口頭稱呼，而無文字碑刻的事實了。

如此一想，倒為“獨秀園”的命名叫好了。獨秀先生創(chuàng)辦《新青年》，扛起“民主”和“科學”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大旗，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締造者，盡管他的后半生充滿爭議，不當?shù)男麄髯屗诤芏鄧说挠∠笾惺且粋€“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執(zhí)行者”，是一個“托派主義的反革命者”，然而，縱觀他的一生，“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始終鐵骨錚錚，胸懷坦蕩，以“獨秀園”命名他的墓園，客觀公平，堂堂正正，又不惹政治是非爭議。

我有些疑惑，為什么牌坊是六柱五門，比中山陵還多兩個門，旁邊一位游客微微一笑，意味深長地告訴我：因為他擔任中共一至五屆總書記，我猛然驚醒，是呀，在黨內(nèi)，誰的地位能夠超過他呢？可在我們印象中卻模糊不清，甚至是反面人物，歷史的吊詭也許就在于此吧！

參觀墓園，總會關(guān)注到碑銘字刻。在“中山陵”，除了中山先生的“博愛”、“天下為公”、“浩氣長存”、“民族、民權(quán)、民生”等手書外，當然也有國民黨大佬兼書法家譚延闿、于右任、胡漢民等人的題款?！蔼毿銏@”的碑銘字刻，除獨秀先生的手書“民主”“科學”外，另有三處使用集字的形式：牌坊門樓上“獨秀園”集趙樸初行楷，渾厚飽滿，雍容典雅；墓道中陳獨秀雕像基座上“陳獨秀”三字集王羲之行草，飄逸灑脫之中又有浩然之氣；墓冢前的墓碑“陳獨秀先生之墓”集歐陽詢楷書，挺秀遒勁，高雅雄渾。這種集字的形式恐怕是最適合像陳獨秀這樣蓋棺而未定之人的。你想，在此情形之下，可以去請誰來題寫呢，誰又會愿意題寫呢？

據(jù)說，自陳獨秀之墓由他的三兒子陳松年從江津遷至此地后，光墓碑就換了四次：“先考陳公乾生之墓”、“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陳獨秀之墓”、“陳獨秀先生之墓”，看得出，前兩次獨秀后人所立，后兩次應是官方所立，獨秀墓能夠由官方所立到最后稱呼中加“先生”二字的微妙變化，讓人對政治的風云詭譎唏噓不已，也不由得佩服“獨秀園”建造設計者的“集字”鐫刻碑銘的巧妙心思。

體現(xiàn)這種巧妙心思的設計還有墓冢前的紀念水池，旁邊的說明文字是：“在原來天然池塘的基礎上改建而成，方方正正的水池寓意著陳獨秀一生清平正直，胸懷坦蕩，如鏡的水面寓意歷史是一面鏡子，終究會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睔v史的本來面目是是什么，怎樣還原？寫作此文時，手頭正好有1979和2009兩個版本的《辭?！?，對比一下對“陳獨秀”條目的不同闡釋，似乎能說明這個問題。

1979版生卒年后直接說字號，沒有總的評價，最后說他“死于四川江津”；2009版起首在字號前總的評價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早期領(lǐng)導人”，對他的死，表述為“在江津病逝”。對他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并無異議，只是詳略不同；可1979版并未像2009版一樣提及他領(lǐng)導五卅運動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

對他的右傾錯誤，1979版表述為：“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后期，黨內(nèi)以他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形成投降主義路線，放棄對于農(nóng)民、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中等資產(chǎn)階級的領(lǐng)導權(quán)，對蔣介石的反革命進攻采取妥協(xié)投降政策，使革命遭到失敗。”2009版的表述是：“大革命后期，在共產(chǎn)國際的影響下，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致使革命在國民黨右派的突然襲擊下遭到失敗?！睂Υ蟾锩〉呢熑危罢邚娬{(diào)主觀因素，后者突出客觀因素。

對他最具爭議的托派反革命問題，1979版這樣表述：“1927年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被撤銷總書記的職務，但仍堅持錯誤。其后，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結(jié)，成立反黨組織。1929年被開除出黨。同年12月，糾集彭述之等81人發(fā)表《政治意見書》，反對中國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紅軍?！?009版表述簡單客觀得多：“1927年離開中央領(lǐng)導崗位，后參加中國托派。1929年11月被開除黨籍。”另外，2009版還比1979版增加了陳獨秀遭國民黨逮捕的事實：“1932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7年獲釋，出獄后主張發(fā)動群眾抗日，拒絕國民黨的高官厚祿，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p>

30年兩個版本對陳獨秀的評價，不能說30年河東30年河西，至少也體現(xiàn)了歷史巨大進步。也許，在很多問題上，我們對歷史的客觀公正應該有足夠的信心，盡管很多時候，要以很長的時間和恒久的耐心去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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