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顯秀墓與北齊晉陽

徐顯秀墓與北齊晉陽

選自《文物》2003年10期，渠傳福（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繼婁叡墓之后，北齊徐顯秀壁畫墓的出土,又一次將人們的目光吸引到太原。

徐顯秀墓壁畫展示了一種新的布局結構:墓室北壁以墓主夫婦“宴飲圖”為主畫面，由演奏的樂隊銜接到東西兩壁的“出行圖”；西壁以墓主人坐騎為中心；東壁以墓主夫人牛車為中心，奴婢簇擁，侍衛(wèi)林立；南壁門洞上方是凌空俯沖的二神獸（方相氏），門洞兩邊分別有七八個執(zhí)旗佩劍的儀衛(wèi)，也是出行畫面向甬道兩壁“儀衛(wèi)圖”的過渡。出石門，甬道外兩側執(zhí)鞭門吏肅立;再外是天井、過洞和墓道兩側96人、6馬、4神獸組成的龐大儀仗隊。這種渾然一體，顯然經過精心設計的布局，主題明確，結構緊湊，畫面對稱，過渡自然，營造出一種莊嚴肅穆的整體氛圍，再現了墓主人生前的豪華與權威。

這種講求整體效果的大布局，改變了北朝壁畫天上、人間和地下多層次畫面相互獨立的基本樣式,使得魏晉以來的墓葬壁畫的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學者們對西安地區(qū)唐代第二階段大型墓葬壁畫的全新布局感到困惑:它以很成熟的面貌突然出現，而不清楚其源所自。徐顯秀墓壁畫的出現，揭開了這個謎底12,0

婁叡墓和河北北齊灣漳大墓壁畫都以剛勁的鐵線勾勒造型和一絲不茍的細節(jié)描繪著稱，類似于后世的工筆畫法。徐顯秀墓壁畫則以簡練的筆觸準確捕捉人物的動態(tài)造型，隱然可見透視之意，似乎已諳寫生之法，頗有些速寫味道。墓道壁畫尤其如此，在那樣粗糙的墻面上，用筆有如行云流水，不起稿而一筆到位，幾乎不見修改痕跡，揮灑自如。顯示出畫家把握造型和控制線條的深厚功力。

徐顯秀墓壁畫與隨葬品中包含著相當多的外來文化因素。北壁侍女裙上有典型波斯薩珊風格的聯(lián)珠紋圈對獸和奇花異草裝飾圖案，東壁侍女裙和西壁馬鞍袱上有聯(lián)珠紋圈菩薩形象；東壁侍女前所未見的“發(fā)型”，其淵源似乎可以追溯到印度阿旃陀佛教石窟壁畫中叫牛車頂棚之上懸置一聯(lián)珠紋造型的寶鏡狀物件，與傳出自山西（太原），現藏日本Miho博物館的浮雕石棺床圍屏之牛車圖像的車篷側壁中央之物極為相似⑶，而Miho浮雕畫有明確的襖教屬性；墓室出土一枚鑲嵌寶石的金戒指，其變形雙獅指環(huán)銜拱蘑菇狀臺面，聯(lián)珠紋戒盤鑲嵌碧璽寶石，戒面陰刻異國情調的人物圖案，應當出自中、酉亞甚至地中海地區(qū)，所有這些，為稍晚的隋虞弘墓精美石槨浮雕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文化背景。學界基本認同，在北齊晉陽存在一個粟特畫派（或畫家群體），我們推測徐顯秀墓壁畫的創(chuàng)作者中，極可能有中西亞文化背景的畫家。

徐顯秀墓的發(fā)現，促使我們深入思考太原地區(qū)東魏北齊考古的現狀和未來，以及對于北朝和隋唐考古的重要意義。但在此短文里，只能擇其要而言之。

古今中外，文化藝術總是追隨和依附著政治權力。我們研究北齊的歷史文化，必須深入到當時的社會生活大背景中，充分估價晉陽“別都”的重要性。北魏末，高歡以其亂世雄杰的戰(zhàn)略眼光，選晉陽為根本基地，開始苦心經營:他聚天下兵甲，剪除異己；建大丞相府，遙控朝政，所謂“霸業(yè)所在，王命是基”。東魏北齊兩代,晉陽都是軍事政治權力中樞，政令所出，皇帝常駐；冠蓋相傾，精英薈萃。城市宏偉，宮殿壯麗；繁牛興盛，有逾鄴都?？梢哉f，除皇帝和皇室成員的墓葬在鄴都之外，晉陽“別都”具備了首都的一切屬性。獨特的中心地位，必然形成一個生活奢華的貴族階層和傍附權貴的文化圈，以及追求華美的文化氛圍。只有基于這樣的認識，審視太原地區(qū)的北朝考古成果，才可能更趨近于歷史的真實。

太原是我國發(fā)現北齊墓葬最多的地區(qū)之一、目前出土且有明確紀年的北齊墓有：寺底村大保三年（552年）優(yōu)婆塞夏侯念墓，義井村大保四年（553年）安定王世子、騾騎大將軍賀拔昌墓，葉鄭村天保七年（556年）直蕩大都督柳子輝墓叫寺底村天保十年（559年）騾騎大將軍、直齋都督竇興洛墓坡天保卜年（559年）張肅俗墓神堂溝村皇建元年（561年）太仆少卿賀婁悅墓心，崗頭村河清二年（563年）東夏州刺史劉貴墓叫，王家峰村河清三年（564年）涇州刺史狄湛墓叫寺底村天統(tǒng)元年（565年）冠軍將軍、員外常侍張海翼墓南坪頭村北齊天統(tǒng)T年（567年）儀同T司、北尉少卿庫狄業(yè)墓阻，小井峪村天統(tǒng)四年（568年）大將軍、武功王韓祖念墓"，王郭村武平元年（570年）太尉.東安干.婁叡墓"時,王家峰武平二年（571<1）太尉、武安壬徐顯秀墓'叫龍堡村武平三年（572年）北肆州六州都督、儀同三司□博墓叫金勝村壁畫墓四等等。再加上屬于晉陽地區(qū)的榆次天保七年（556年）韓買奴墓心壽陽河清元年（562年）太尉、順陽王庫狄回洛墓問，祁縣天統(tǒng)三年（567年）騾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韓裔墓等，能夠確認墓主姓氏和年代的共計20余座，幾乎涵蓋了整個北齊時期。此外還有數十座無準確年代并無名的北齊墓。

太原北齊墓墓主有不少是高齊政權的核心人物，如位列宰輔三公者的婁叡，按照墓志是葬于婁氏舊瑩，很可能其叔婁昭（司徒）和其侄婁定遠（司空、臨淮王）之墓亦在太原。歷代地方志曾將婁叡墓誤記為斛律金墓，沙溝村斛律金之曾孫隋斛律徹墓兇的發(fā)掘表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及其家族墓地應該在太原。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之墓，也由于其子賀拔昌墓的發(fā)現，基本可以認定在太原。韓祖念墓和徐顯秀墓已經發(fā)掘。大司馬、安德王韓軌墓，由于其父韓買奴墓在榆次被發(fā)現，基本得到證實。庫狄回洛墓在壽陽。歷代地方志記載晉陽周圍各縣還有許多東魏北齊高官墓葬：東魏太尉、錄尚書事劉懿墓在忻州，北齊尚書令、晉昌王唐邕墓在祁縣，太師、扶風王可朱渾元墓在榆次，太宰、章武王庫狄干墓在忻州，雍州刺史左深墓在太谷，并州刺史庫狄引墓在太原，彭城太妃（高歡庶妻）墓在太原，等等。而且考古發(fā)現的北齊高官墓葬，多不見于史籍。說明被記錄下來的僅是少數，太原地下埋葬的東魏北齊高官應當還會有許多。

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埋葬在晉陽的高官，絕大多數族屬為來自漠北草原和六鎮(zhèn)地區(qū)的鮮卑或敕勒等游牧民族。這些人在北朝后期社會動蕩和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已經基本漢化，并視晉陽為家鄉(xiāng)，其子孫即以此為籍。最具典型意義的是祖先為天水羌人的狄湛，輾轉（先輩曾籍于陜西）落籍晉陽，至四世孫大唐名相狄仁杰時，狄氏已是太原世家，無人提及其羌人淵源了。晉陽自古以民族交流融合的樞紐地而著稱,北朝晚期是其中最為華彩的一章。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太原北齊墓的主分布區(qū)在汾河西岸。近年的考古發(fā)現表明，汾河東岸的看（罕）山東麓緩坡地帶是北齊晉陽（距晉陽城約15公里）的另一主葬區(qū)。徐顯秀墓的發(fā)現表明，這一區(qū)域也存在最高級別的官員墓葬。此外，這一帶是海拔700米以上的黃土堆積，幾乎無地下水，墓葬（尤其是壁畫）保存情況明顯好于汾河西側，因此對這一區(qū)域，今后的考古工作應給予足夠的關注，可以期待一定還會有更精彩的發(fā)現面世。

太原北齊墓表現出相當高的文化品位。婁叡墓和徐顯秀墓壁畫的發(fā)現，即為晉陽匯聚著一流畫家的最好證明。其他如庫狄回洛墓壁畫亦當高手所為；金勝村北齊壁畫墓畫風和手法頗類高潤墓岡；韓祖念墓壁畫別具一格，稚拙率真的民間意趣前所未見;□慎墓壁畫雖殘毀殆盡，但殘存的袍和履式樣明顯具有褒衣博帶的南朝風格;現藏日本Miho博物館的北齊石棺畫及稍后的隋虞弘石棺畫則屬于外來的式樣，等等。這表明目前北齊墓葬壁畫已知的幾套“粉本”，在晉陽地區(qū)都可見到，而且還有別處所無者?？梢哉f北齊晉陽的畫家群體，涵蓋了當時所有的繪畫風格和流派。

婁叡墓和徐顯秀墓精美的石門浮雕和石雕，晉陽古城遺址出土的佛教造像所,以及北齊墓志中諸多書法藝術珍品，均屬北齊最好的作品之列。婁叡墓精美的瓷器，造型典雅，色澤醇和，其中一件黃綠二彩釉小盂被認為與“唐三彩”有直接的工藝技術淵源。玉門溝青釉人物獅子扁壺更是承前啟后的佳作叫，以致50年代的發(fā)掘者誤斷為唐器。晉陽北齊陶俑種類與鄴城地區(qū)基本相同，但體型稍小，面容及裝飾比較細膩,而且大都經粉裝彩絵，服飾鮮明，眉目清秀。將北周、北齊和唐代陶俑擺放一處，文化藝術承繼關系立現。徐顯秀墓和賀拔昌墓各出土一件表現北方民族辮發(fā)形象的騎馬俑，他處未見。庫狄業(yè)墓曾出一俑，臉上有釉滴，推測陶俑和瓷器應在同窯燒制。判斷晉陽周圍存在一處或多處專門制作瓷器和陶俑的窯口。以上種種，說明北齊晉陽與鄴都文化相比不但毫不遜色，而且無疑是另一個高度發(fā)展中心。

徐顯秀墓的鑲嵌人物圖案藍寶石金戒指，富麗堂皇而充滿異域風情。庫狄回洛墓和韓祖念墓的佛教色彩濃厚的鎏金銅瓶，造型優(yōu)雅之至，不但是對地中海文化的借鑒和改造，而且還東傳日本,29JoMiho石棺畫和虞弘墓石棺浮雕更是中西合璧的藝術精品。這些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物證表明，以盛唐時代為頂峰的大范圍的中外交流，早在北齊已經出現并具相當規(guī)模；這種交流凸顯了北齊晉陽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也說明在當時傳統(tǒng)的絲綢之路被（西魏北周）阻隔時期，作為北方草原絲綢之路中原據點的晉陽，其地位和作用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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