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馬灣界域刻石》到底好在哪里？

總第二一五八期；歡迎關注。

按：昨日本號刊發(fā) 《挖一挖曾翔“丑書”的秘密》 ，引發(fā)書友們的討論。其中有理性的探討，也有一些評論因充斥不雅詞匯就不予公開了。書法人，不管你贊同或反對，總還是要好好說話的。

其中很多意見也抨擊到《蘇馬灣界域刻石》的歷史價值、書法價值，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在編輯文章查找資料的時候，也只檢索到有限的很少的幾篇文章。為增進大家對此刻石的了解，今日補發(fā)下文，并引用更多的圖片，以供各位詳閱參考。

圖源：@雅昌拍賣：由于該刻石地處偏僻，1987年在江蘇省連云港市連島鄉(xiāng)被文物工作者發(fā)現(xiàn)，草拓一紙，登載于1997年第4期《書法叢刊》并專文介紹。2000年省博物館率拓工洗石精拓，字口更見清晰。此紙即當時精工所拓之本。

從《蘇馬灣界域刻石》

審視西漢隸書的蛻變

■竇永鋒

漢代是隸書大行的時代，但歷史上曾因地下資料未被發(fā)現(xiàn)而有過“西漢未有隸書”（康有為）之說。宋歐陽修《集古錄》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器銘刻備有，至后漢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蔽鳚h不興樹碑，故傳世刻石較東漢時期顯少，與東漢晚期樹碑成風形成鮮明對比。同時，西漢尚無如東漢以后在形制和功用上能稱之為“碑”的石刻流傳，故凡所見刻有文字之石，概稱之為“刻石”。

西漢刻石形制不固定，字數(shù)較少，刻工粗率，能表現(xiàn)筆意者較少。漢承秦制，小篆仍作為同行書體之一，出于典重的目的，因此，篆書使用較多且字形較大。源于刀鑿與歷久風化，在線條形狀和質感上呈現(xiàn)出斑駁生拙的金石意味。在漢代不斷發(fā)展成熟的隸書在刻石中也得到使用，但與簡牘帛書墨跡相比，隸書特有的波磔筆畫在鑿刻過程中并不被強調，從而使西漢刻石中的隸書表現(xiàn)出更多的篆書結構與筆意特征，也更具有樸茂生拙、雄強大度的氣象。

《蘇馬灣界域刻石》原貌

新莽處于西漢與東漢之間，時重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蟲書），皆為篆、隸之變也。此時刻石文字乃單刀鑿刻而成，大多為篆書和具有篆意的隸書，質樸渾厚，反映了由篆至隸過渡的特征。現(xiàn)存西漢及新莽時期刻石僅16種，存字總數(shù)約320字，故1998年底發(fā)現(xiàn)的西漢《蘇馬灣界域刻石》尤顯珍貴。

此刻石位于江蘇省連云港市連云區(qū)東連島北面蘇馬灣海濱浴場生物園區(qū)，刊刻在一塊高150厘米、寬100厘米，刻面較為平整的花崗巖上。其依山揮寫，單、雙刀兼施，因勢鑿刻而成。清馮云鵬《金石索》曰：“就其山而鑿之，曰摩崖。”故《蘇馬灣界域刻石》隸屬摩崖刻石而并不屬于準確意義上的碑刻。

《蘇馬灣界域刻石》拓片

該石刻字大小不一，最小字高8厘米、寬10厘米，最大字高17厘米、寬24厘米，如亂石鋪街。計12行，共62字。其文曰：“東海郡朐與瑯邪郡柜為界，因諸山以南屬朐，水以北屬柜。西直況其，朐與柜分高陌（伯）為界。東各承無極。始建國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書造?！?/p>

《蘇馬灣界域刻石》是當時徐州刺史代表中央政府為東海郡的朐縣和瑯邪郡的柜縣劃分行政界域（海域）而頒行的公告?！笆冀▏睘樾旅r期的年號。“始建國四年”即公元12年，距今2000余年，是我國迄今發(fā)現(xiàn)的較為完整的、有確切紀年、存字最多、幅面最大的西漢晚期界域刻石?！短K馬灣界域刻石》當屬地方政府行為，其書法凝重渾厚、古拙大氣、結構簡勁、意味古雅。

書風質樸偉美，筆畫渾樸，章法意趣天成。雖為篆書而用隸書方折體勢，筆畫多寡隨勢為之。以筆勢審之，似與秦篆差異較大，轉筆方折，全是隸意。在篆書書寫中融入隸書的偏旁和結構特征，字形整齊偏方，行筆中轉折處多以方折代圓轉，方形結構以直線銜接建構而成，圓形結構以曲線糾結盤繞形成。同時，整體字形與偏旁結構均不作完全對稱，而是挪位錯動，不拘于縱橫，顯示了書刻者高超的技藝。

《蘇馬灣界域刻石》

西漢及新莽時期的刻石書體處于篆隸嬗變之中，書風皆雄渾樸茂，凝重簡率，書寫不注重款式，無掛無礙，一任自然。西漢中晚期刻石仍處在西漢早期的著重改造篆書構型，運筆仍保留著較濃篆意的古隸形體階段。

《蘇馬灣界域刻石》前、后部分空間分布的疏密以及字勢的長短、闊狹、斜正、斂縱的對比度很大，同時在錯落中構成整篇更具天然不拘的意興。其帶有篆意、簡捷徑直、不作波挑的用筆，深刻地反映了漢代通俗隸書的寫法，并影響到標準隸書書法風格的多樣化。

其結字比其他現(xiàn)存的西漢及新莽時期的刻石，更為明顯地表現(xiàn)出了基本完成對篆書體勢的改造而形成隸書體勢、用筆和結構保留篆意的特征，其結體更多地呈現(xiàn)了篆隸交互的痕跡。就隸體的演進而言，刻石的進程之所以明顯晚于簡牘（西漢中期，簡牘上的隸書就已發(fā)展到體勢左右背分、筆勢左挑右波的八分書），其原因可能為：一、篆書仍被視為正體文字，刻石用篆是合乎規(guī)制與習慣的；二、與地域發(fā)展不平衡有很大關系。一種新書體的行世與演進、發(fā)展取決于士族以至帝王的偏好、效仿與倡導。

圖源：@煙臺蘭亭書法中心

《蘇馬灣界域刻石》通篇雖無界格，但在書丹的過程中，憑借書者的才情，在參差錯落中滲透著十足的行氣。

從整體構成來看，刻石上端呈弧狀，下端則呈波浪形。前四行略為工謹，后七行愈發(fā)恣肆、疏縱、宏闊，最為典型地反映了漢代質樸奔放、沉雄博大的藝術精神。更為重要的是《蘇馬灣界域刻石》的章法，較之于漢簡、兩漢隸書刻石，因其幅面與形制，能給我們帶來更多啟示。其字間、行間空間緊湊，但字內空間或縱或斂，結字大小、長短、斜正、闊狹略無一定，參差錯落，密布成篇。這種空間形式強調的是全篇的整體感，有特殊的視覺效果。

《蘇馬灣界域刻石》拓片局部

作為研究西漢時期書法藝術的典型例證，《蘇馬灣界域刻石》有些字的筆勢趨于方扁或雜以隸書筆意，此非通常所以為的西漢初期篆書向隸書嬗變的痕跡，而應是在通行隸書時代，書家作篆書時無形中夾雜了隸書的筆勢。

如“郡”“邪”的右耳旁均為兩個四邊形組成，屬于由篆向隸過渡的寫法。在漢金文、磚文及《景君碑》《好大王碑》《居延漢簡》中均有此種寫法。

圖源：@煙臺蘭亭書法中心

“諸”字中“者”的第三畫和第四畫呈左右對稱的造型，在《居延漢簡》等墨跡中，以及在前漢《魚山刻石》、東漢《小子殘碑》中亦有類似寫法。由此可見，在西漢、新莽這一時期的石刻中，“老”字頭的寫法均屬此類，左右對稱的造型方式為“老”字頭的一般處理方法，這一寫法亦為篆書寫法的殘留。

圖源：@煙臺蘭亭書法中心

“建”的“聿”部是篆書寫法的殘余，在碑刻中尚無發(fā)現(xiàn)這種寫法，但與《居延新簡》中“律”字寫法類似。

同時在該刻石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早期的簡化字。如“與”字的上半部較為簡省，“書”字省略了兩橫畫，在《居延漢簡》《武威漢簡》《尹灣漢簡》等簡牘中均可見到相同的寫法。但這兩個字的簡省寫法在石刻中尚未發(fā)現(xiàn)，而在公文中這種省略的寫法是經(jīng)常使用的。

圖源：@煙臺蘭亭書法中心

同時“郡”字從左半部分看，“君”的第四畫作先垂直延伸，然后向左直角延伸處理；“口”很小，和上部的“尹”形成鮮明對比；第一畫橫折的“豎”比“橫”長，且“豎”內斂，顯得更為縱長；右耳旁為兩個四邊形組成，顯得十分古樸，屬于早期寫法。

圖源：@煙臺蘭亭書法中心

“以”左半邊做三角形處理，右半邊“人”的捺向右更加拓展，使整個字取橫勢的趨勢更加明顯?！盀椤弊秩】v勢，轉折部分為方折?！笆肌弊值摹芭睓M畫較短，變撇為斜線，右半部的“口”很狹窄。

圖源：@煙臺蘭亭書法中心

“年”字最后一筆橫畫較短，整個字取縱勢，四橫畫的間距逐漸變大?！八弊值牡谝还P作波橫狀，第二畫作豎彎處理，向左延伸，字形扁平?！皶钡牡谒摹⑽瀹嬍÷?，該字的橫畫收斂，取左高右低勢，上下部左右錯落，略顯開張，整個字凸顯端莊、穩(wěn)定之感。

《蘇馬灣界域刻石》局部

從全文來看，開始顯得略為工謹，隨著書寫逐漸進入狀態(tài)和情緒的高漲，便愈發(fā)恣肆、疏縱、宏闊、精彩。從第六行到第九行的文字變得大而醒目，但隨著行文接近尾聲，書者進行了調整，文字逐漸變小，與開頭的部分形成了呼應關系。

從局部來看，由于是摩崖石刻，所以在書丹之時，依隨山勢任情揮筆，山林野逸之氣天然流露，而又蘊含高度的精巧，表現(xiàn)出一種古樸、率真的審美情趣。

圖源：@煙臺蘭亭書法中心

如第六行的“與”和第七行的“為”一正一側，互相穿插、互相依存。第七行的“東”和第八行的“極”安排得非常緊湊，筆畫互相穿插，字形一高一低之勢。而“東”和“高”兩字之間有意將距離拉大，而這兩字的呼應關系則是通過這兩字的字形，分別呈三角形和倒三角形來實現(xiàn)的。

圖源：@煙臺蘭亭書法中心

“以”字在全文中共出現(xiàn)了三次，每次出現(xiàn)總是與其周圍的文字造型密切相關，而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特別是第十行的“以”字，左右的偏旁部分上端平齊，而最后一筆卻作了一個低于其他部分的延伸，使該字與上一行的“年”字形成了穿插關系，并且形成了一種左高右低的態(tài)勢，給人以向右下俯沖的動感。

第十一行的“徐”字右半部分“余”的第二筆和第四筆向右延伸，與第十行的“乙”字連接在一起，同時造成該字重心向右偏移，所以“余”字的豎筆向右作了調整，造成該字險絕的態(tài)勢。此外，“徐”字與下面的“州”、右側的“乙”“卯”安排得很緊湊，這與“乙”字的右半部分的大片空白，形成一種“密不透風，疏可走馬”的一收一放、富有節(jié)奏的文字群。

《蘇馬灣界域刻石》局部

總體上，漢代的書法特別是隸書，自西漢中晚期初具規(guī)模之后便走向了“藻飾”。與魏晉隸書的刻板和宋元隸書的纖巧相比，漢隸樸拙敦厚之風鮮明濃重，源于漢隸繼承、保留篆書的質樸古厚所必然呈現(xiàn)出的內在神情和氣質。

西漢篆書書風的變化，其結體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分書的影響，以至晚期篆書中衍生出一些訛篆，構形也是縱而趨方趨扁，扁縱并出；同時受秦詔版的影響，線條上由原來的規(guī)整統(tǒng)一，向曲而趨直、繁而趨簡、轉而趨折、長而趨短的形態(tài)嬗變，在書寫風格個性化的驅使下，線條由靜態(tài)趨于動態(tài)，由單純趨于豐富。但是由于政治、經(jīng)濟、文化氛圍的變化，隨著歷史的推移和新的分書風氣大盛，人們對正統(tǒng)小篆的寫法逐漸陌生并疏遠。

（原文載自《書法報》2016年3月23日第11期，作者：竇永鋒）

文中部分圖片取自公眾號@煙臺蘭亭書法中心，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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