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城在明清晉蒙商道上的地位

山城位于大同云岡區(qū)西部的高山鎮(zhèn),現為高山村,是高山鎮(zhèn)鎮(zhèn)治所在地。

高山城始建于明代,明正德《大同府志》記載:“高山堡,在府城西六十里。天順二年建筑。周圍三里十步,高二丈一尺,門二。設站馬戍兵?!庇捎谠呱奖ぞo鄰十里河,多遭受洪水侵襲,明嘉靖十四年(1535),高山堡向南移動并擴建。擴建后,周圍四里三分,高連女墻四丈二尺,并始稱高山城。萬歷五年至十年間(1577—1582),全部包磚。在明代特別是從嘉靖朝開始,高山城的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守護大同鎮(zhèn)城的右翼關城。

清代,仍稱高山城,但戰(zhàn)略地位下降,商業(yè)與行旅地位上升,成為重要的商旅集散地乃至貨物交易的旱碼頭。民國以后,由于京綏鐵路的修建,高山城的商業(yè)地位下降。日軍侵占高山后,做為日軍溝通大同與左云的一處重要據點,高山城的商業(yè)再次遭到毀滅性打擊,從此,高山城淪為村落。

長久以來,由于缺乏資料,對高山城在清代的商業(yè)地位缺乏研究和了解。最近,在清理高山古城西門外的古石橋時,發(fā)現兩通石碑,通過對石碑進行拓片認讀,從碑文內容可以了解到,高山城在清代晉商的貿易往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明清以來“萬里茶道”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

懷德橋位于高山古城西門外50米左右,為單孔石拱式石橋。從石橋上深深的車轍和蹄痕,可以看出其年代的久遠和行旅的繁忙。

但該石橋建于什么年代,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個謎。2016年,高山鎮(zhèn)黨委書記王縱馳在石橋附近發(fā)現一塊半截露出地面的石頭,感覺有些異樣,經發(fā)掘后,發(fā)現是一通石碑,就收藏保護起來。經過辨認后,認定其為修建該石橋后所立的功德碑。

但是,很可惜,該碑只剩有半截多一點,且損毀嚴重,字跡很難辨認。經筆者識讀,除捐款人姓名外還得到以下信息:

“......官橋木橋佛爺溝壩坡一切工程花用

募化過各處善士布施錢二千八百一十四千三百文;

重建觀音堂石橋并修小棧云岡往高山一帶北棧之棧路、口官橋之木橋、佛爺溝石棧道路、五素圖橋東南頂關帝廟前之壩坡以上八處,修理共花過錢一千零七十二千文;

建懷德橋、石鏨工價、飯食用錢,五百六十千文;

拉石車價、小工工錢,共用錢九百四十三千文;

鐵镢、鐵繩線等,共用錢七十二千文;

磚瓦、石灰、泥匠工錢飯食,共用一百一十一千文;

買石碑、刻石工價、飯食,共用錢四十千零三百三十文。

以上通共花用過錢二千七百九十八千三百三千文。

除訖,凈余錢十五千九百七十文?!?/p>

此外,還有:

“督工戒衲僧:

善全、中善,募修。

......縣高山城甲辰歲貢生、訓導李琳椿敬謹撰。

......云縣儒學廩膳生員孫、李開甲沐手書。

......丁未季春月上浣谷旦立?!?/p>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該石橋名“懷德橋”,是由民間募集修筑的,主持募化的是兩位僧人。期間,不僅修筑了懷德橋,還對從小站口到高山等處的橋梁、棧道、道路等都進行不同程度的修繕。

但修繕的年份在碑上已經找不到。所幸,尚存“.......云縣”二字。由此,可以認定“......云縣”是指“左云縣”。這樣,該碑文所記載的石橋修筑年代應在清雍正三年(1725)以后。因為,左云縣是在清雍正三年由大同左衛(wèi)、云川衛(wèi)合并改稱左云縣的。

2018年10月16日,高山鎮(zhèn)組織對該石橋進行清淤,清淤后除了露出橋體與涵洞外,“懷德橋”三個大字也清晰地露出來,字體分別鐫刻于洞券頂部的兩面。從而證實了與碑文內容的一致性。

但該橋究竟筑于何時,卻仍然難以確定。2019年在對懷德橋周邊進行整理時,再次從深處挖掘出一塊石碑。經初步認讀后,仍然是關于修筑懷德橋的碑文。但石碑的上部殘缺,碑文題目及上部很大一部分碑文缺失。下部保存較好,但是碑文沒有結尾落款,顯然,并不構成完整的碑文。所幸從行文可以找到碑文記載的懷德橋的修筑時間。碑文如下:

“......道光十九年,京都善、中二師由京朝臺,道經敝地。素與本城都府察公相善,因焉...圣工屈留在高止于高山寺也。善、中二師睹西門之溝壑,憂思倍切。見道路之曲,善念方興。是以同之......善念,立意建橋。

但覺敝地偏小,財用缺乏,不能不借助于四方之善人義士。乃勞善、中二師由大同、左云,直抵古豐...極力募化。幸遇貴官長者樂善好施,財用頗充足也。

始興工于二十一年(1841),工竣于壬寅(1842)仲秋。計橋三丈二尺余高。靡.....懷德橋朔厥由來,或樂輸其資財,或督理其工程,共襄盛事。諸君子之福田固廣種矣。而專司其募化,不辭其跋......師之功德尤無量也?!?/p>

由碑文內容可知,懷德橋修筑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竣工于第二年秋季。是由善、中兩位僧人發(fā)起并募化修筑的,其中,募化錢款的時間從道光十九年開始,用時兩年。

但兩塊碑文記述的是否為同一件事實呢?經仔細查找,我們在兩塊碑文上,同時找到了三個相同名字,分別是:李成玉、王治美、成維翰。在前一塊碑文中,三個名字在歸化城募化糾首中,后一塊碑文中,三個名字在歸化城募捐人名中。由此,可以確定,兩塊碑所記述的是同一件事實,并且,由行文內容可以確定,前期發(fā)現的碑記述的內容應在后面,后期發(fā)現的碑所記述的事實應在前面,也就是說兩塊碑記的內容實為一體,記述的是同一件事實。

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現存懷德石橋修筑或修繕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二十二年間,距今將近180年。

令人驚嘆的是,該碑碑文所記述的募捐人名。該橋的募捐人主要是歸化(今呼和浩特)、大同、左云三地的商人,而以歸化城的商人最多,幾乎囊括了當時歸化城的行業(yè)會社、行業(yè)莊口、大店、大小字號,等等。

其中行業(yè)會社13家:寶豐社、集錦社、聚錦社、當社、青龍社、醇厚社、福虎社、仙翁社、集義社、威鎮(zhèn)社、萬社、榮豐社、氈社。

店鋪102家:源成店、奎隆店、聚和源、元盛德、大盛魁、長奉店、永豐店、永茂盛、天春永、大盛成、 復成義、復成號、西同仁堂、全義和、天合成、全義和、天合成、永昌魁、興義魁、復泰魁、世長魁、復興魁、永積魁、長???、義盛長、永順長、恒長、和盛店、東升店、公信店、增盛店、翼盛店、元盛店、四勝店、德泰店、隆泰店、永和店、恒盛店、天祥永、聚興永、廣和永、興隆永、 聚隆永、源順永、聚源永、義興泰、大亨泰、大豐泰、天盛泰、三勝玉、天福泰和記、義合和、大興和、天裕和、恒興隆、大勝隆、聚美成、祥發(fā)成、亨發(fā)成、源隆昌、德和店、昌盛店、廣義店、萬和興、會錦興、四合盛、天義德、和盛店、萬盛合、興合盛、天裕公、天福功、明方、天福全、復泰明、德勝美、義恒源、雙從、福成銘、高林川、綏遠存仁堂,天興和、復源魁、復成玉、三合公、恒成公、三和義、田酒鋪、永茂店、吉合盛、天興昌、德昌、天德成、天成明、天亨泰、天義和、天興公、謙和公、義和永、義興成、同興永、源深涌。

其中,有我們熟知的老字號大盛魁。但實際上,與大盛魁并列捐款的不在少數,可見,這些店鋪當初商業(yè)實力同樣都很強大。筆者通過其它資料,對部分行社做了一些查閱,了解到以下一些事實:

寶豐社,經營銀錢行業(yè);集錦社,經營外藩生意;聚錦社,經營糧店、布莊和紙張業(yè);當社,經營典當生意;青龍社,經營碾米業(yè);醇厚社,經營京貨、估衣;福虎社,經營磨面業(yè);仙翁社,經營戲園、飯館;集義社,經營鞋靴;威鎮(zhèn)社,經營老羊皮;榮豐社,經營小羊羔皮;氈社,經營制作氈毯。

這一捐款陣容,其成員大概已經涵蓋了當時歸化城的所有名商大賈甚至中小型商戶。

歸化城如此眾多的商戶為該橋的修筑捐款,向善之心、懷德之情肯定在其中,但最為準確的解釋就是利益攸關。也就是說,這座橋一定是捐款的商人走得較多的一座橋,這條道一定是捐款商人走得較多的一條道。

這種情況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懷德橋所在的高山城所在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從地理位置來看,高山城地處云岡峪的西口,也就是歷史上的武周川走廊的西口。武周川走廊東起小站口,西至高山以西的山口,走廊南北均為崇山峻嶺或丘陵溝壑,武周川水(今十里河)流行其間。出武周川走廊向西即進入由陰山余脈構成的左云、右玉盆地,群山遠去,地域開闊。再從右玉出殺虎口,便進入今內蒙古清水河縣境。

歷史上,武周川走廊一直為商旅或軍事通道。戰(zhàn)國時期,趙武靈王北擊匈奴,置代、雁門、云中三郡后,這條走廊即被開辟,成為連接三郡的軍事走廊。秦王朝建立后,將秦、趙、燕三國長城連接,成為萬里長城。為了運兵便捷,又在長城內置“北邊道”,武周川走廊也成為北邊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北魏時期,武周川走廊更是成了軍事通道參合陘道和絲綢之路的東段組成部分。北魏參合陘道經今右玉的殺虎口過右玉、左云經武周川走廊進入首都平城。而北魏絲綢之路則是從平城經武周川走廊向西經云中(今內蒙托克托)、統(tǒng)萬鎮(zhèn)(今陜西靖邊縣白城子)、西安州(今寧夏定邊縣)、靈州(今寧夏武寧縣西南)到達姑臧,西行進入河西走廊,接通張掖等地。

由此可知,歷史上云岡峪(即武周川走廊)一直是大同西部的一條重要走廊,堪稱大同的河西走廊。而高山則是這一走廊的西部門戶。高山城地處武周川走廊的西口,距離大同城六十華里,無論從軍事意義上來說,還是從行旅意義上來說,都十分重要。從軍事意義上來說,它扼守武周川走廊的西口,為武周川走廊的關塞所在。所以,歷史上高山一地歷來為兵家所看重。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干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一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或以為代之馬城也。諸記紛競,未識所是。”這里有“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而該記載所說的是馬邑城的建城神話故事,似與平城以西的武周塞無關,但該記載即為神話故事,連酈道元都說“諸記紛竟,未識所示”,所以,該故事可能有地理錯亂的可能。從《水經注》后面反復提到的武周川、武周塞口來看,武周塞應為平城以西的武周塞,即武周川走廊上的關塞。如該推斷成立的話,那么,遠在秦朝時,可能就在高山一帶筑城了。

從距離上來看,高山距離大同城六十里,古人行路以六十里為一天的行程,民間有“三十里打尖,六十里住店”之說,從平城西出,走三十里到達今云岡,是中午時分,可以在那里午休,人補充食物,牲畜喂草喂料。下午再走三十里,晚上到達高山,此時,人畜都需要住下來過夜了。所以,歷史上高山便一直為商旅住宿休息的地方。相傳,漢王昭君出塞就曾在高山驛留宿。

史料記載,現在留存下來的高山城始筑于明天順二年(1458),也有記做天順五年、天順六年的,但總起來說,高山城始建于明天順年間。但實際上,在明初高山就已經作為驛站和兵站在使用著。在高山兵站的西面,為扼守高山隘口,曾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設高山衛(wèi),衛(wèi)址在今左云縣的舊高山村。但高山衛(wèi)在此僅僅留駐10年時間,朱棣“靖難之變”奪取皇位后,便于洪武三十五年將高山衛(wèi)移至雄縣,直到宣德元年(1426)才還衛(wèi)大同。但高山衛(wèi)回遷至大同后,并沒有駐扎于原衛(wèi)址,而是與陽和衛(wèi)合駐于陽和衛(wèi)城(今陽高縣)。這樣,失去重兵駐扎的高山隘口,就需要重新布防了,所以,天順年間所建的高山堡,除了驛站、兵站等功效外,也成了扼守高山隘口的重要城堡。

明嘉靖十四年(1535),鑒于武周川水的侵蝕和防衛(wèi)的需要,高山堡擴建并向南進行了位移,擴建后,高山堡改稱高山城,其地位與衛(wèi)城相并列,駐有參將等。軍情緊急時,大同鎮(zhèn)副總兵也住于該城。

除軍事意義外,在明代,高山城也是大同貢道中蒙古使臣留宿之地,特別是“隆慶議和”后,武周川走廊成為蒙古使臣進貢的主要通道,因而高山城也就成為接待蒙古使臣的重要館驛。所以,“隆慶議和”后,高山城作為腹里城堡,雖然未設邊貿性質的馬市,但也形成了與蒙古使臣的交易市場。因此,可以認為從“隆慶議和”后,高山城就已經成為明蒙貿易的腹里交易市場了。

到了清代,隨著晉商的崛起,在山西北部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形成了巨大的國際貿易市場,從大同到殺虎口便成為晉商長途販運的必經之路,而高山城同樣也就成了晉商長途販運路途中,必然駐足的客棧所在地。直到民國初年,高山城還設有留住蒙古商人的“駱駝店”“亂馬號”等。

在懷德橋捐款碑文中,除了歸化城商人的捐款外,還有幾位特殊的捐款人,分別是:“云南按察使普”“ 江西撫標右營游府察”“ 蒙古防御策”等,那么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個人認為,這與興盛于清中葉直到民國初年的“萬里茶道”有關。“萬里茶道”是從明后期起直到民國初年的一條國際貿易大通道,它南起云南、福建、江西等盛產茶葉的地方,經武漢向北經河南等地進入山西,從山西向北經雁門關進入大同,再從大同經武周川走廊西行,過殺虎口進入歸化城。再從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向北經庫倫(今烏蘭巴托)到達恰克圖(今屬俄羅斯)。

懷德橋做為清代大同的一座地方性小橋,竟會有“云南按察使”“江西撫標”“蒙古防御”等官員的捐款,其對于云南、江西、蒙古等地的意義自不待言。

由此,可以認為明清時期的高山城,同樣也是“萬里茶道”上的一座不能避開的城堡。

責編:曉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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