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經洞發(fā)現始末:一場生不逢時的千古浩劫

1900年,在中國歷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塵封千年的敦煌藏經洞被開啟,重見天日的曠世奇珍并沒有得到它應有的重視,在八國聯(lián)軍肆虐華夏的同時,敦煌藏經洞悄無聲息地重現世間,同時也開啟了自己生不逢時的劫難。

01

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到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窮困潦倒的王道士偶然之中打開了洞窟,整齊排列的經卷文書、莊嚴肅穆的佛像雕塑和色彩豐富的壁畫讓這個粗通文字的道士感受到了來自于神圣信仰的虔誠,他覺得這個發(fā)現非比尋常,似乎是一個不容錯失的機會,讓他能夠走上人生巔峰,擺脫現狀。

于是他拿出了一些經卷讓略有學識的鄉(xiāng)人觀看,但鄉(xiāng)人認為這是圣物,流失即是罪孽,空歡喜一場的王道士,只好將藏經洞重新封閉,滿懷希望地等待著機遇的到來。

而在等待過程中,王道士想到了一個人,他的老鄉(xiāng)、敦煌知縣汪宗翰。

兩年之后的1902年5月,王道士挑選了精美的畫作送給了汪宗翰。欣然接受饋贈的汪宗翰只把這些古物當作通達仕途的物件,卻并沒有給這些文物任何一點應有的重視,只是擺出官員的架子,吩咐王道士好好保管。

一心想要得到獎賞的王道士失望而歸,萌生了去酒泉找汪宗翰上級的想法,于是他精心挑選了一箱最好的經卷,用馬車帶去了300公里之外的酒泉,而當時的甘肅學政、金石學家葉昌熾已經察覺出了古物的價值,建議將其運送到蘭州保存,可因為無力籌得白銀,且價值甚微,藩臺衙門并沒有采納這個建議,只發(fā)給了敦煌縣衙一道“經卷佛像,妥為封存”的公文。

就這樣,佛學著作浩如煙海的敦煌藏經洞用最靜默的姿態(tài),錯過了一個揚名世界的機會,而此時,國外的“探險家”卻搶先發(fā)現了這個機遇。

02

1901年,匈牙利英國籍)人斯坦因借探險之名大肆發(fā)掘文物,當時的國人對于他還沒有足夠的警戒心,10月,他在和闐一帶得到了大量珍貴文物,滿載而歸。

1903年,俄國地質學家奧勃魯切夫用石蠟從王道士手上換取了兩大包寫本并運往國外。

1906年,斯坦因開始了第二次中亞的探險,早就得知敦煌洞藏豐富的他隔年開始向敦煌進發(fā),途中他不僅發(fā)現了長城遺址,還找到了赫赫有名的玉門關遺址,同年5月,斯坦因到達了敦煌。此時,距離王道士發(fā)現藏經洞已經過去了七年,在這七年中,王道士代為看管藏經洞卻沒有得到任何報酬。

斯坦因帶著駱駝隊、空箱子和一位中國師爺,在莫高窟周邊瘋狂探測,直到看到王道士借給和尚看的寫經時,他再次被點燃了野心。然而王道士的警惕讓他的貪婪受到了極大的阻攔,他無法進入藏經洞,只好選擇其他的辦法。

很快斯坦因就發(fā)現,王道士此人對于他穿越沙漠的經歷非常感興趣,于是他謊稱自己是玄奘法師的在天之靈托付的信徒,讓他將藏經洞里的東西帶回印度去。

同時,斯坦因的師爺不斷許諾說斯坦因會給王道士一大筆錢給他修繕廟宇。終于,王道士將經卷交給了斯坦因。而當斯坦因翻開經卷時,發(fā)現這卷竟然就是玄奘翻譯的佛經。這是何等的天意!當王道士將他指引到密室中后,斯坦因被它的豐富和奢華徹底打動,他向王道士許諾了銀錢,想換得藏經洞內所有的經卷,以成全自己的美夢。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發(fā)現王道士將經卷又運回了密室中,斯坦因明白自己的貪婪之夢就此破碎,于是帶著從王道士手中用銀子換來的9000多卷文書和500多幅畫像打道回府了。一年半之后,這些文物進入了英國博物館,斯坦因贏得了滿世界的聲譽。

03

斯坦因的“探險”很快轟動了整個歐洲,其他聞風而動的洋人也并沒有客氣,敦煌藏經洞的寶藏就是刀俎上的魚肉,人人都想從中分一杯羹。

第二批到達敦煌的是法國探險隊,領頭人伯希和,漢語流利、風流儒雅,與王道士交流無礙,并贏得了他的好感。在這種好感之下,他得以進入了藏經洞,原本擔心斯坦因將寶貝劫掠一空的他,驚訝地發(fā)現,由于斯坦因不懂中文,留下了許多經卷。

1908年5月27日,在對經卷翻閱通覽完成之后,伯希和帶著用500兩銀子換來的6000余經卷離開了敦煌。第二年的北京宴會上,伯希和將其隨身攜帶的敦煌寫本公開展覽,頓時震動了整個北京學術界。在著名學者羅振玉的苦心呼吁下,清政府終于下令,將藏經洞所剩文物運送入京。

1911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隊從王道士手中騙取了600份經卷和兩尊塑像。

1914年,斯坦因又一次來到莫高窟,受到了王道士的熱烈歡迎,并得到了巨大的意外之喜。在清政府下令將文物運送入京之時,王道士私藏了許多寫本,斯坦因僅用了500兩銀子,就從王道士手中買下了四大箱文物,包括寫本、繪畫等。

1915年,俄國奧登堡考察隊從敦煌藏經洞挖掘和收購了3000多寫卷、300多繪畫、雕塑等。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買通了王道士,用特殊膠布剝取敦煌壁畫26方,外加兩尊彩塑。

1930年,時年70歲的斯坦因最后一次來到中國,但受到了國人的強烈抗議,最終他被驅逐出境,無功而返。

1943年,杭州人常書鴻放棄法國的優(yōu)越生活,回國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長。

敦煌學從此成為了一門新興學科,而敦煌文物的輝煌,就在列強的劫掠中,沒落又興起。

上天像是跟敦煌藏經洞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王道士的愚昧無知,讓藏經洞的開啟圍著地球繞了一個巨大的圈。暌違了四十余年后,它才真正被國人重視,然而已經寶物流失、散落天涯了。其中苦痛,豈“可悲”二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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