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

按：

國際博物館協(xié)會將2017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確定為“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博物館講述難以言說的歷史”。主題關(guān)注博物館所發(fā)揮的社會作用——博物館努力造福社會，致力于成為促進人類和諧共處的重要場所。博物館不僅是收藏、展示光輝歷史的空間，同時也是接納、包容有爭議的過去的空間。在正視難以難說的歷史中，走向和解和暢想未來。博物館應當積極介入社會，主動參與調(diào)解、彌合傷痛。博人茶座將圍繞“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展開系列對話，主題一為“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

叁

本期茶客

茶

座

王嵩山 教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及亞太博物館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從事博物館學、博物館技術(shù)與文化資產(chǎn)保存、臺灣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研究。

曹兵武 總工程師

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總工程師，兼任國家公共文化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博物館學會傳媒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等。

叁

往期茶客

茶

座

宋向光 教授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shù)博物館副館長。

潘守永 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民族大學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長。

螺旋真理

就職于中國文物報社新媒體部，《中國博物館》雜志編輯

吳潔

中國民族博物館館員，中 央民族大學人類學博士候 選人。

茶博士

杜輝 博士

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文博專業(yè)講師，致力于博物館學、文化遺產(chǎn)研究。

各位茶客晚上好！這次對話的主題是“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潘老師和王老師都曾參與過地震災后博物館策劃或相關(guān)項目，我們就以二位的實踐為切入點，圍繞災難、記憶和博物館實踐等話題展開此次對話。

搬小板凳聽講。

也和今年博物館日主題有關(guān)，選題有意思。

恩，這是“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系列對話的第一個主題。

17年前了！千頭萬緒！

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是一個好話題，無論在理論上、實踐上，還是博物館倫理上，都值得也需要進行系統(tǒng)性討論。我們有幸參與相關(guān)的一些工作，但是都還沒有時間來清理。

果然！

希望能夠通過這次對話，就倫理、社會責任和博物館實踐等議題進行討論和思考。

王老師是臺灣地震遺址和博物館的主要規(guī)劃者，很高興能有機會與王老師求教。

臺中科博館在1999年的921地震之后成立了地震園區(qū)，是一個科學主義的產(chǎn)物。

是的，我去現(xiàn)場參觀過兩次，收獲很大。

博物館是一種工具，介入是應該，但是如何介入，尤其是從何角度介入？可能是問題的關(guān)鍵。否則，可能會變成添亂。

人類學家沒能使上勁。

王老師介紹一下臺灣的這個案例吧。

地震之后，受災嚴重區(qū)臺中霧峰利用一個小學成立了921地震教育園區(qū)。之后在南投竹山成立了一個斷層館。如前所言，主事者為自然科學家，園區(qū)中的展示大致關(guān)心的是遭遇災難時「如何」解釋的面向，而缺乏「Why」的詮釋。

當然，博物館介入災后重建的時機也很重要。介入首先還是從保存記憶的角度（盡管這種記憶往往是痛苦的，但往往也是極具意義的），要做到最大化、最真實的保存，就和介入的時機發(fā)生了關(guān)系。

汶川地震，學校也是大家最關(guān)注的。

地震災難是博物館策展十分棘手的主題之一，人類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對于災難的理解應該存在很大偏差。幾位老師如何理解“災難”？

我參觀霧峰的921地震園區(qū)，感受到的也是科學主義式的教育，保留的學校操場、隆起的塑膠跑道、倒塌的教室、殘墻斷瓦，的確沒有看到人、社會和文化的力量。自然災害/災難，在人文學者眼里和自然科學家里應該是相同，雖然實際是不同。

自然災害給人類帶來的后果，可不可以稱之為“遺產(chǎn)”，是否屬于difficult heritage？核心是不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災害的關(guān)系？

20世紀80年代的“災難學”認為災難并非單純的自然、政治、軍事因素造成，而是存在社會建構(gòu)的成分。它不僅涉及對基礎(chǔ)設施或環(huán)境造成的損害，也關(guān)系到個體與社會的關(guān)系。

臺灣并未將921災區(qū)視為遺產(chǎn)。

汶川地震的時候，單霽翔是國家文物局局長，在我參加的第一次專家會議中，單局長就指出汶川地震中的災難現(xiàn)場，如北川中學，是具有世界遺產(chǎn)意義的。要做好記錄和收集整理工作。當時正處在救災的當口，這樣講話是極其容易被媒體批判的。實際上，我是認同他的意見的。

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我就撰文提出應該建設地震博物館（登在《中國文物報》518那期上），后來馮驥才先生也發(fā)表了同樣的觀點。其中行動最快的是樊建川的地震博物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同行也以文物采集的視角很快介入。

這個過程中，自然科學家注重科普以應對未來，人文學者關(guān)注人文關(guān)懷和歷史記憶。其實，到建博物館這個層面就應該具有綜合情懷，由記憶到精神重建、物質(zhì)重建，科學地處理歷史現(xiàn)實與未來。

921之后，我著力較多的是組成20人的團隊進入受創(chuàng)最嚴重的東勢客家聚落，進行文物搶救，開始后災難的博物館（蒐藏、展示、教育、社會關(guān)聯(lián)）技術(shù)行動，為期一年半。

汶川地震之后，在國家文物局主持之下迅速對館藏文物進行統(tǒng)計和摸底。幸運的是，茂縣博物館的文物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金沙博物館。此外，綿陽博物館的中心庫房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歸根結(jié)底，是防止悲劇重演。

我參與了茂縣博物館災害評估，茂縣博物館是地震核心地區(qū)唯一的博物館，所在的州沒有博物館。北川只有文保所，等級文物都在綿陽的中心庫房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今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在北川有一個羌語語料庫，即語言博物館，損失嚴重。綿陽還是有點遠，博物館沒有太大損失。四川的這些災害遺址也都沒有被列為文化遺產(chǎn)單位和地點。

因地震而形成的遺跡、遺產(chǎn)，和地震中的遺產(chǎn)、文物（比如博物館館藏），是兩個概念。也是博物館介入災后重建的兩個不同方面吧。前者是新建紀念性博物館的寶貴資源。

曹總的區(qū)分是正確的。

同意。

這樣看來地震和博物館的關(guān)系首先體現(xiàn)在災難-文物保護的關(guān)系上。

曹總，關(guān)于目的，有個問題想向您請教。由于目前地震預報技術(shù)還不成熟，人類社會還無法實現(xiàn)對地震災害的預防和控制，那么“防止悲劇重演”的落腳點是否應基于“相對成熟的應對地震”。比較日本，由于地震頻發(fā)當?shù)孛癖妼τ诘卣鸬膽B(tài)度可能同我國有所不同，這種文化差異是否對我們看待地震遺產(chǎn)有所啟示？@曹兵武

地震只是災難之一種，不少災難是可以通過記憶和認知而加以預防的。無論如何，災難記憶有助于完善文化和社會，這也適用于地震之類的災難。@王超

收到，謝謝曹總解惑。

北川地震遺址的整體保護讓人十分震撼，每次參觀遺址都會體驗生與死，這也正是地震遺址啟示意義的所在。

我想這可能說明了經(jīng)驗性知識對于當代社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超兄，不同文化如何詮釋與反應災難的沖擊的確是要點。

王老師，臺灣沒有把921災區(qū)視為遺產(chǎn)，是不是也說明了臺灣社會對震災的認知，其實和大陸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和地震頻度有關(guān)？@王嵩山

可能是與臺灣的遺產(chǎn)定義相關(guān)。

至于詮釋與表達，是否可以這樣理解：記住-準確地記住-力求真實性和代表性（完整性恐怕很難），這些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其中的科學、人道要素，以及展示的藝術(shù)形式等問題，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真善美在博物館中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吧。

四川地震時大陸文物博物館界似乎對于遺址的整體保護有某種共識。這可能是到了2008年的時候，文化遺產(chǎn)的理論、實踐已經(jīng)比較深入人心，特別是對世界遺產(chǎn)申報工作中的兩個價值指標：突出的普遍的價值和唯一性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另外，提出把地震遺址看作遺產(chǎn)的，主要也不是“災區(qū)”的人。記得當時兩位從茂縣來的館長已經(jīng)是處于機械運動的狀態(tài)，就是多干活，不要休息，不要思考。這樣的狀態(tài)持續(xù)了半年的時間。

在巨大災難這種特別的時刻，最能考驗一個社會，也最能提升之。汶川大地震之中和之后，文博界的認識與實踐確實有很大的提升。包括這個行業(yè)如何參與，以及潘老師提到的中心庫房制度，博物館本身的防震減災等都更受重視。

前面曹總的文章，具有引領(lǐng)作用。高大倫也是實踐者，還因此獲得了年度文化遺產(chǎn)人物。

東勢匠寮巷的博物館技術(shù)介入工作，激起了什么是客家文化、客家文物、客家的集體記憶的論辯。直到今日。

茂縣博物館是張瑾主持設計的，為了抗震，所以建筑空間非常狹窄，很難使用。北川為了突出羌族文化要素，做了過分的裝飾。新的北川縣城中的新建筑幾乎千篇一律。所以，博物館參與的文化重建，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問題。

就目前我走過的幾個地震遺址博物館來看，詮釋者面向的不是災區(qū)民眾，更多的是非親歷者。曾經(jīng)很想了解當?shù)孛癖娙绾慰创卣疬z址博物館，卻很難開口，生怕造成“二次創(chuàng)傷”。很想向各位老師請教，博物館除了建立文物保護應對災難的有效機制外，如何能夠有效介入災后重建？

北川民俗博物館是崔凱的團隊主持設計的，我和韋榮慧主持陳列大綱。

其實這些地震遺址博物館應該考慮區(qū)別對待地震的insider和outsider？@杜輝

北川在文化重建上大打羌族牌，宣傳是唯一的羌族自治縣。其實，汶川、理縣、茂縣才是羌族的核心區(qū)。只是他們與藏族合稱為藏族羌族民族自治州，一般大眾媒體也不知道具體的層次，跟著后面宣傳。博物館介入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在知識正確上是需要的。

我曾經(jīng)在清明時去北川地震遺址調(diào)查，看到不少人為親人燒紙錢。有位北川的同事說他們平時不會去遺址，每次路過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insider很難走出來。

那么現(xiàn)在的地震遺址博物館其實是一個對outsider詮釋的場所，對insider應該怎么辦，似乎還是缺失的。

災區(qū)重建面向頗廣。我們能做的大致偏向文化保存、集體記憶建構(gòu)與通過文化協(xié)助走向未來。

記得六枝原則提到，“村民是其文化的擁有者,有權(quán)認同與解釋其文化”，如果我們把生態(tài)博物館語境下的村民視為insider，則地震遺產(chǎn)和insider的關(guān)系，似乎更復雜。

二次創(chuàng)傷確實是個大命題。比inside和outside更重要的，應是展示中正確處理遺產(chǎn)的真實性、代表性與人道主義等關(guān)系，它們會有沖突，需要在展示中用藝術(shù)手段加以協(xié)調(diào)，但不能犧牲真實性和代表性。博物館是百年大計，并非一代人的遺產(chǎn)。展示也是可以與時俱進的，展示和保存也并非等同。

我們也參與了蘿卜寨的重建，是和清華大學輕體建筑的團隊合作。我的碩士生何坤整整在現(xiàn)場待了44天，發(fā)現(xiàn)災區(qū)人的心理障礙是普遍性的。

這里面存在很大的矛盾，也正是棘手之處。一方面博物館要保存難以回首的災難記憶，另一方面介入災區(qū)文化重建，這些災難記憶是很大的阻礙。我了解到在映秀、北川災后重建中博物館的介入十分有限，更多的是社工在從事相關(guān)工作。

所以叫“棘手遺產(chǎn)”。

文化如何界定災難與詮釋應該是要把握住的。

災害是突然的、巨大的，心理是難以承受的?；钪娜藢τ谖磥硎请y以把握的，普遍有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心態(tài)。博物館、文化遺產(chǎn)可以撫平人們的心理嗎？能夠安撫人們的心緒嗎？類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當?shù)氐木用袷遣还膭钭约旱募胰撕秃⒆尤ツ抢飬⒂^的，“看了之后，幾天吃不下飯”。如何處理災難遺址或遺產(chǎn)，我反而覺得臺灣的科學主義是一種比較好的做法。

臺灣漢人與原住民族就有很大的差異。

我有一個小想法不知對不對，對于地震的闡釋，其實是存在一個為災區(qū)人所構(gòu)建的、和親身經(jīng)歷有關(guān)的“地方性闡釋”（請恕我套用吉爾茲的定義因為我想不出更好的詞匯），還存在一個博物館力圖構(gòu)建的“普世性闡釋”，而這兩種闡釋之間是存在倫理或者社會矛盾的。

請教老師們，目前哪些災難會成為博物館介入的對象？國家、社會與不同群體也會選擇不同的表述去建構(gòu)記憶和面對創(chuàng)傷吧？

遺憾的是，我沒有對這些項目進行回訪，真的需要再回去。

的確，我們研究太少。

超所說的的確如此。災區(qū)人其實是希望遺忘（或者大多數(shù)人如此？）

我曾經(jīng)和映秀震中地震遺址紀念館外賣紀念品的一位阿姨聊天，試探性的和她聊起當時地震的問題，這位阿姨和我說了當時的一些情況，似乎她放下了一些。但是還有很多人沒辦法放得下，而且不少人也離開了當?shù)亍?/p>

最能與民族國家相聯(lián)系的，一定是優(yōu)先選擇的吧?？茖W主義也是優(yōu)先選項。@吳潔

所以災難性遺產(chǎn)又叫“黑色遺產(chǎn)”、“棘手遺產(chǎn)”，但是時間會改變?nèi)藗儗λ鼈兊挠^感。比如4000多年前的喇家遺址和龐貝，現(xiàn)在看到的第一感覺可能更多是感動。

曾經(jīng)在《臺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中提及，將博物館視為提供包容性公共空間的公共領(lǐng)域，公共博物館的目標是與更廣泛的觀眾、更深刻的社會關(guān)懷進行對話。我想這可能也是地震遺址博物館的最大意義，能夠?qū)崿F(xiàn)對不同觀念的包容甚至推動對話。@王嵩山

北川的問題，可能是北川中學里掩埋的都還是孩子！這是任何社會都難以接受的：中小學生成為災難的最大受害者。這個結(jié)，短時間也是無法進一步討論的。所以，艾未未的小書包展覽被認為是政治波普，是受到禁止的。甚至，在公共領(lǐng)域里討論也不被允許。

就像麥夏蘭教授說的棘手的遺產(chǎn)帶來不安定的歷史，是擾亂人群的自我形象，甚至可能會帶來社會差異和沖突。這就為博物館對此類記憶的收藏和展示帶來了極大的挑戰(zhàn)。那么經(jīng)常發(fā)生地震的日本等國家是如何處理的呢？

兩本書有些民族志案例:01.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02. Disasters and Cultural Stereotypes。后者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已翻譯出版。

王老師提供了好材料！

《災害與文化定式：中外人類學者的視角》。

如果從現(xiàn)實意義的角度，博物館究竟能夠為災后重建做什么呢？

人大的一位博士在汶川做了一個宗教介入，也就是佛教介入社區(qū)的例子。他發(fā)現(xiàn)宗教對于創(chuàng)傷撫慰的效果比政府等其他形式更有效。佛教可以成為災民“自我麻醉”的藥物，就是把不屬于自己承擔的部分扔掉。

個人認為博物館除了向outsider傳遞災難知識，也不應當回避實現(xiàn)面向insider的社會責任。

同意杜輝的觀點。

博物館的理想性表征，便是幾近于唐吉訶德式的捍衛(wèi)事物之不可避免的毀損、消失。躲過自然與人為的破壞與災害，是文物與標本進入博物館的關(guān)卡之一。許多博物館是浴火重生的結(jié)果，特別是歐洲一些由著名的史跡與歷史建筑轉(zhuǎn)型而來的博物館。博物館及其館內(nèi)收藏的社會地位，來自于堡壘般的環(huán)境及專業(yè)人力的優(yōu)良素質(zhì)。博物館的確可以稱為文物、標本與文化資產(chǎn)的存活基地。各式各樣博物館的重要工作，便是刻意的維護備受摧殘威脅的文物、標本與文化資產(chǎn)；而大小不一的、持續(xù)與突發(fā)的損壞和災害，正可以測量博物館的存在強度。

有關(guān)博物館的存在強度之丈量，不但顯示在科學與文化的互補層面，也顯示在博物館硬件及其軟件的互補結(jié)構(gòu)。前者涉及博物館對于對象與標本的知識與價值之領(lǐng)域，后者則涵蓋博物館實踐之物體的管理與組織運作的面向。博物館實踐是一個社會文化事實，牽涉人文化成與解釋自然，涵攝在特殊的價值與意義之網(wǎng)。因此，面對災害的處置便不止是純粹科學的、偏重解釋的事務。

贊同。我說說北川的例子吧。陳列大綱是我和韋榮慧老師負責的，楊明剛負責撰寫。

我想潘師在構(gòu)思陳列大綱時遇到了不少困境和阻礙吧？@潘守永

問到寫作大綱的障礙？其實蠻多的。第一個就是你不能問對方，項目周期、資金等等一般項目都需要回答的問題。因為對方也不知道。討論的結(jié)果，我們看著辦。第二，你沒有辦法與對方討論他們的需求是什么？因為他的確也不知道，至少當時是不知道的，我們自己嘗試著先定一個調(diào)子，再和他們討論。第三，展覽大綱的具體內(nèi)容、結(jié)構(gòu)框架和主題，也都是我們自己覺得他們需要什么?？傮w上對方幾乎提不出要求和需求，特別是在最初的階段。面對這個情況，其實我和韋榮慧的壓力是很大的。我們在請示國家文物局、省文物局之后，決定與茂縣博物館注重歷史、考古或紅軍加以區(qū)別，同時也容易實施，就定了民俗主題。 @杜輝

物件之（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人為的）毀損形式、災害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涵蓋科學的參考架構(gòu)，也涉及社會文化的特殊范疇，我們應有持續(xù)的、累積的，以及實證的基礎(chǔ)研究。特別是，我們應該建構(gòu)一種因地制宜的「災害博物館學」（the museology of disasters）?！笧暮Σ┪镳^學」至少可以包含科學的、考古學的和 / 或歷史學的、政治生態(tài)的、社會文化的和 / 或行為的、與應用的和 / 或?qū)嵺`的等幾種不同途徑。其中，人類學的研究指出，有關(guān)災害之社會文化的與行為的研究，可以著重博物館災害行為與其反應，博物館社群（museum communities）對于風險（risk）與災害的「文化詮釋」，以及「后災害」之博物館實踐的變遷等三個不同面向。

災害直探博物館社群建構(gòu)博物館表象（appearance）的方式，更讓我們思索博物館實體（museum reality）的性質(zhì)。因此，不論災害是以遲緩之姿出現(xiàn)、或暴然地突發(fā)而至，其應變（觀念與措施）不但涉及實作的層面，更重要的是應以某一個前述探討重點，深入的書寫與論述不同時空之博物館的存在哲學。

1999年的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直接促使臺灣的博物館警覺合理地處理災害及其影響的重要性，探討對象個別照護與對象管理體系的「災害博物館學」。不過，面對這方面的功課，我們其實才剛起步。

災害博物館學的成立，意味著面對災難性遺產(chǎn)的收藏、保存、展示和對話更具復雜性與挑戰(zhàn)性。

博物館在災害面前應該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從這些意義上說，汶川地震之后的相應行動也促成了大陸地區(qū)的地震博物館學。

博物館是詩意與政治、理性與感性的統(tǒng)一體，參觀者被帶入到互為主體性的體驗之中，從而喚起共情與同理心。

首先，假如沒有文化遺產(chǎn)、博物館界的參與，北川、映秀的這些地震遺址是不可能保留的，或者不會采用今天這樣的保留方式。只是滿足地震研究的需求，其實幾個地點就可以了，不必采用整體保存的方式。其次，地震現(xiàn)場的整體保護、地震教育與知識傳播，地震的文化詮釋，紀念與撫慰等結(jié)合起來，內(nèi)在需求與外在需求結(jié)合起來，對于歷史保存與如何面向未來結(jié)合起來，是災害博物館學的使命。大陸地區(qū)還沒有從學科的角度來認識這個做法。

有意思 !

或許在這次討論的基礎(chǔ)上能夠生發(fā)出學科角度的“災害博物館學”討論和推進。

臺灣也無從學科的角度來認識 ! 日本倒是有的 !

實踐先行，我們現(xiàn)在所做就是反思和理論化的探索。文博領(lǐng)域常常如此。

日本既有地震博物館，還有地震紀念公園，也有防災中心，有分工，成體系。

其次，地震災區(qū)成為世界“輿論中心”之后，當?shù)卣?、社會、民眾對自我認知ethnicity、identity有許多新現(xiàn)象。如前述北川強調(diào)唯一羌族自治縣，甘肅南部的震區(qū)也強調(diào)是民族地方。茂縣博物館自我定位為羌族唯一博物館，蘿卜寨、羌族碉樓的新解讀并啟動申報世界遺產(chǎn)活動等等，都是文化遺產(chǎn)領(lǐng)域的現(xiàn)象。非遺部分也大致如此。城鎮(zhèn)在重建時，新建筑要具有“羌族傳統(tǒng)”，制造了今天看到的“羌族新建筑文化”。北川過去沒有博物館，這次也首先把博物館建設納入重建方案。

最后是博物館、文化館、檔案館，三館都得到了提升。此外，北川還在廣場上建設了一個規(guī)劃館。茂縣博物館的重建，也非常值得分析。我和張瑾是茂縣博物館災害評估和重建方案的執(zhí)筆人。這個項目由縣里、省里直接交給國家文物局來主持，在平時的狀況下是不可能的。單霽翔親自到茂縣的現(xiàn)場考察，在選址的時候，縣委書記把茂縣最好的一塊土地給了博物館——去風景區(qū)的必經(jīng)之地。

在外出差，剛爬了幾百層樓，待喘息下。只是關(guān)于“地震博物館學”或“災難博物館學”的建議，愚以為還是要慎重。如果以博物館主題作為博物館學的分支學科，博物館學可能會失焦，只關(guān)注某一人類行為事實，且因各領(lǐng)域的特點而相互爭論。所以，地震博物館就是以地震相關(guān)現(xiàn)象、行為為對象的博物館，而不是～博物館學的研究對象。陋見，供參考。

潘師提到的博物館以另外一種形式介入重建，并發(fā)揮作用，這一形式更加容易觀察和調(diào)查。比起地震遺址博物館，我能夠在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館看到對民族和文化認同重塑和建構(gòu)的積極作用。是否可以理解為前者更多面向的是我們說的outsider；后者更多面向的是insider。

回歸到博物館的人類學視角了。

再次，我們田野發(fā)現(xiàn)的當?shù)厝藘蓮埫婵椎默F(xiàn)象，作為政府人員的“理性”以及作為“災民”的“感性”，有時候是分離的。在北川中學的現(xiàn)場，他從來都是一個“災民”，受到感情驅(qū)動；在辦公室或者外地，他是理性的政府職員，要找項目，為民請命等等。我們參與的北川博物館其實是政府“理性”部分的呈現(xiàn)。

這大概也是地震主題博物館的另一矛盾之處了。

災害博物館學、地震博物館與其說是大陸意義的學科，不如說是一個領(lǐng)域。這樣說，宋老師可以接受嗎？

或者說是通過歷史、民俗文化來面向未來？@杜輝

這種對比在北川體現(xiàn)的尤為明顯，我把這里看成?？滤f的“異托邦”。

北川民俗博物館的設計是崔凱完成的，北川博物館是加分項。資金來自澳門慈善總會。由于嚴格執(zhí)行資金規(guī)劃，側(cè)樓2千平米被刪除了?，F(xiàn)在看到的展覽融合了北大、清華清尚的設計。其實，北川的新縣城與北川是沒有什么地理、歷史的聯(lián)系的，是一個新的地點。災害現(xiàn)場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博物館里把民俗帶過來，在理論應該是合理的。我以為。

的確，兩個城距離大概13公里，全新的和充滿了希望的城。

我應該去學習 !

潘師提到的“兩張面孔”很啟發(fā)，這點是之前沒有注意到的。在討論博物館與災后重建的過程中，應該是雙向來看。

但是里面的物件都是”新”收集的，因為北川縣城里的文保所已經(jīng)埋在廢墟之下了。

博物館實際上成了新縣城與舊縣城的文化紐帶。

我從參觀老城地震遺址到新城的身體體驗就是從“死亡”到“重生”，從災難的悲痛和哀悼回到現(xiàn)實。從空間的位移到對生死和災難的感知，這大概就是地震遺址存在的意義所在。

喜歡超的這個說法！映秀本來沒有遺址博物館之類的規(guī)劃。但，映秀也是成都去黃龍的必經(jīng)之地，又是地震的“震中”，剛好有一個學校，屬于公共性建筑。救災中映秀出鏡率極高。具體的過程我不清楚。

512地震也叫汶川大地震，映秀有這樣一個公共性紀念博物館，也是“很公平的”（這個說法并不好）也許，我們現(xiàn)在（9年前）做的，我需要再過一些時間，才能有進一步的省思。就像前面曹總講的今天去參觀龐貝，你感受到的是震撼以及考古學的重要（了不起）。

就像幾位老師說的，需要重新回訪，做追蹤式的調(diào)查。

是的，需要批判和反思。

贊同。

有事離開會，又多了多重樓梯。今天忘了叫上侯春燕，她編博物館雜志遺產(chǎn)日主題這一期。

作為博物館，還是要從積極的角度看未來發(fā)展，即便是面對災難主題，也是希望能夠幫助人們宣泄負面情緒，回到現(xiàn)實時有積極的心態(tài)?！懊魈?，太陽還要照常升起”。

贊同。博物館培養(yǎng)積極的人生！失戀博物館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戀愛

換言之，災難博物館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更好面對明天。

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目的也是為了和平。

不同的災難、不同的記憶與歷史、不同的社群/族群、不同的博物館實踐、不同的美好的未來。

作為博物館，不是災變受難者的吊唁地，也不是救災者的公德榜。

不是功德榜，我同意！吊唁地還是可以有的。

感謝各位分享觀點和實踐經(jīng)驗，對當我國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進行反思。下一期的對話主題依然圍繞“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展開，再次感謝各位做客博人茶座！

本文由公眾號“博人”授權(quán)轉(zhuǎn)載

原標題《茶座|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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