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函 | 魏晉南北朝書風中的蕭梁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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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三國時期書家鐘繇的“銘石書”，一般意義上指東漢末年的八分隸書，其整飭的書風以立于洛陽太學前的《熹平石經(jīng)》為先聲，在曹魏、西晉時期的得到全面的發(fā)展，從多姿多彩的漢隸中產(chǎn)生出正統(tǒng)化、定型化的結(jié)果。

這種“銘石書”的風格，在這個時期涵蓋了八分隸書以外的其他書體，如三國吳天璽年間（276）的篆書《天發(fā)神讖碑》與同時期西晉的隸書有異曲同工之妙。啟功先生在《論書絕句》中說：“漢隸至魏晉已非日用之體，于是作隸體者，必夸張其特點，以明其不同于當時之體，而矯揉造作之習生焉?！蔽鲿x亡后，東晉與南朝在刻石方面放棄舊傳統(tǒng)，朝新的方向發(fā)展。

494年北魏孝文帝“漢化改制”，從平城（山西大同）遷都洛陽，之后的四十年間，是北朝效仿南朝書風的第一波浪潮?！巴醢腙P”則是北朝師承南朝的第二波。

王褒是東晉以來新興起的新類型書家，他是瑯琊臨沂人，為江左世家子弟，書法學姑父蕭子云。他入長安之后，《周書·趙文淵傳》記載：“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并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難返，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zhuǎn)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崩锩嫣岬降摹拔纳睢本褪勤w文淵，西魏最受重視的書法家，《西岳華山廟碑》是他傳世的唯一書跡（在陜西華陰的西岳廟內(nèi)）。

以楷隸書碑榜著名趙文淵所代表的北方書風遠承東漢末年鐘繇銘石書，而王褒所代表的南方書風則為東晉“二王”等創(chuàng)發(fā)的流利書風。

從五胡之亂到隋統(tǒng)一，黃河流域一直在少數(shù)民族頻繁更替的統(tǒng)治之下。然士族南遷，晉室偏安，南北對峙近300年。士族以文化藝術為標榜，書法更是士族的家學標配。他們父子相傳、兄弟相授、姻親相觀，以此作為家族的驕傲和地位的象征。

中原士族的南逃，文化與書學也就一并南遷。王羲之的伯父王導渡江，衣帶中還藏有鐘繇的《宣示表》真跡，書法在南方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

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列晉以后書家，全是鐘王一脈新體書家，但凡在文獻中提到的兩晉南北朝書法家都是新體系列中的人物，而不是過渡型書體的人。所謂的過渡型書體，基本就是指從漢隸到唐楷發(fā)展過程中的不太成熟的書體，在那時都體現(xiàn)在了碑刻中，比如魏碑。

兩晉、宋、齊書家不寫碑，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南朝禁碑，齊以前南方碑極少，王謝這等望族，也不為先人立碑，只有埋于地下的墓志。

二是晉代士族，風流相扇，鄙棄禮法，喜歡隨手揮灑，簡札就是最稱心的表現(xiàn)形式。故而新體書法都不用于寫碑，所以碑刻書體都是過渡型楷書。

劉濤先生在《魏晉南北朝的禁碑與立碑》一文中提到：曹魏、西晉實行嚴厲的禁碑政策，遏制了東漢以來厚葬的習俗和私家立碑的風氣，碑刻數(shù)量銳減，于是葬俗出現(xiàn)了一種變通的對策，人們把碑銘刻在小型的石碑上，就是后世所說的墓志。

今天我們見到西晉時期刻石之作大多是墓志，銘石書仍然是隸書。到了東晉，在墓壙中設埋墓志已經(jīng)是流行的葬俗，早期的《謝鯤墓志》還是石志，中期以后幾乎都是磚志。論書法，不及西晉墓志精嚴，瑯琊王氏家族墓志所見書跡可謂方整，卻是變態(tài)的方筆隸書，已失漢魏古法。

謝鯤墓志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

四碑共建

然而在地面上的，則是另一番書體景象。近日一函成員走訪了南京幾處梁帝王陵墓，收獲頗多。首先坐落于南京東郊甘家巷的蕭憺墓碑，現(xiàn)在被鎖在了一個屋子里不得見，拓片存北京故宮，是六朝陵墓碑刻中字數(shù)最多的一塊，為當時書家貝義淵書寫，碑額與碑文都為楷書，體格修長、中宮緊密、外勢開張、剛?cè)嵯酀?，被梁啟超稱為“南碑代表”，清代莫友芝稱它“上承鐘王，下開歐薛”上承鐘王，下開歐薛“，對唐前期楷書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蕭憺墓碑朱偰攝于1930年代

蕭憺墓碑額拓片

蕭憺墓碑文拓片（局部）

距離蕭憺墓碑不遠的蕭秀墓神道，現(xiàn)存放在曾經(jīng)的甘家巷小學里，由兩獸四碑兩表組成，為何會有四碑共建呢？據(jù)《南史》載：蕭秀死后，佐史夏侯亶等人上書，要求為蕭秀立墓碑墓志，皇上應允。

于是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四位當世高才分別撰寫了頌揚蕭秀的文章。原本想四篇里面選兩篇，結(jié)果因為都寫得很好，所以全部采用了。

可惜現(xiàn)在都已漫漶不清，否則留存下來我們應該可以看見四種不同的書法樣式。之前的蕭憺墓石刻石碑北側(cè)的龜趺，也可證明曾經(jīng)四碑共建。

蕭秀墓神道右側(cè)實景

蕭秀墓神道左側(cè)實景

蕭秀墓全景 朱偰攝于1930年代

在神道石刻中設置四通石碑，這一現(xiàn)象在南朝陵墓中較為罕見，除以上兩個之外據(jù)載另外僅存的一個案例就是丹陽梁文帝蕭順之的建陵，但碑皆不存，且現(xiàn)場除了雙獸雙柱及石龜?shù)粚Ψ叫问A一對外也沒有可以證明四碑的痕跡。

這里引起了我的一個好奇，神道前立兩碑是當時的墓葬規(guī)制，難道這三個案例都是因為找了四個太優(yōu)秀的寫手導致難以取舍嗎？到底是內(nèi)容決定了形式，還是規(guī)制決定了內(nèi)容？

蕭秀墓石刻石碑東側(cè)——碑陰的官吏名字

蕭秀墓、蕭憺墓石刻位置分布示意圖

反書與倒書

當我們第二天來到丹陽蕭順之的墓神道時，卻發(fā)現(xiàn)了一種更為有趣的書法現(xiàn)象，那就是石柱上的“反書”碑文。

石柱也作表稱，梁朝初年，重申了前朝禁立墓碑的政令，并對葬制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坝浢欢选笔悄怪镜淖鞣?，又“唯聽作石柱”，則是允許表立墓前，好像是在立碑與禁碑的矛盾中采取了一種折中的辦法。

蕭順之墓神道實景

梁文帝蕭順之建陵前石柱碑文

石柱上的碑文為：“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仔細觀察，上右圖的文字是左圖的鏡像。也就是說兩柱上的文字內(nèi)容是一樣的，只是右柱的碑文是需要視覺在習慣性的正常閱讀基礎上拐個彎，甚至要參考它對面的石柱文字來幫助理解，它不僅單個字體是反的，閱讀順序也是反的。

蕭景墓前神道右側(cè)石柱實景

蕭景墓前石柱碑文

有意思的是，當我們來到蕭景墓前神道的石柱前時，看到是另一種不同的書寫方式，如上圖所示，單個字體是反的，但閱讀順序是正的。可惜的是與此相對的正書銘文已經(jīng)不得見，無法對照來看。

但是巫鴻先生在他的《透明之石——中古藝術史的“反觀”與二元論圖像》一文中做了一個實驗，將這篇碑文翻轉(zhuǎn)過來，從而得到下圖中的右邊模樣，我們不一定能夠證明這就是佚失的那塊左側(cè)石柱上的碑文原樣，但起碼可以通過這幾個字在結(jié)構上的不平衡來得出，我們看到的右側(cè)石柱碑文并不是單純的僅用技術手段將左側(cè)碑文反轉(zhuǎn)得到的，它只可能是書家用手書寫的（至于是用左手還是右手暫且不論），關于碑文內(nèi)容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單個字與正常的閱讀順序。

蕭景墓前石柱碑文拓片及其假設對應物的復原品

還沒完，在距離丹陽五十多公里的句容，有梁南康簡王蕭績墓，他的兩側(cè)神道柱保留完整，上面的碑文呈現(xiàn)的是第三種銘文樣式，也就是第二種情況的顛倒，它的閱讀順序是反的，單個字體是正的。并且我們可以觀察到，較之蕭景與蕭順之神道上的兩柱相對的情況，此時到了蕭績這里變成全部朝外。

蕭績墓前石柱碑文

蕭績墓前石柱碑文拓片

蕭績墓神道全景

上世紀80年代初拍攝

原以為沒有其他類似書體的案例了，結(jié)果在一本1935年出版的《六朝文物調(diào)查報告》中，我們又發(fā)現(xiàn)了蕭暎的神道柱上，所刻的是與蕭績情況相同的倒書銘文，正書的那塊石柱已佚。

蕭暎墓前石柱

從蕭順之（502）、蕭景（523）、蕭績（529）一直到蕭暎（544），前后四十多年的時間里，石柱上的銘文書體出現(xiàn)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變化，這里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關于命名，目前可見的史料，只有南梁書法家庾元威在《書論》中的一段話：“余經(jīng)為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眾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一文書、秦望書······又有到書、反左書等，······”（關于余經(jīng)其人的論證可參詳王學雷《“庾元威作雜體書”質(zhì)疑》一文）以及他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另一位書家孔敬通：“反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chuàng)，余見而達之，于是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為眾中清閑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比妮d自唐代張彥遠的《法書要錄》（范祥雍校本）。對上述文獻做一下梳理，我們可以得出這么一個結(jié)論，余經(jīng)創(chuàng)造了百體雜書，孔敬通創(chuàng)造了反左書，并被庾元威所習得。

上文只出現(xiàn)了兩種書體，到（倒）書與反左書，還不能完全解釋之前列舉的幾個案例，但我們可以做一下分析，蕭順之和蕭景的碑文都出現(xiàn)有單個字反的情況，如果“反左書”指代蕭順之字反順序也反的情況，那么蕭景的字反順序不反的情況是否可以稱為“反書”？

至于倒書，應該只是在閱讀順序上的反常態(tài)，單個字體的識別是無障礙的，蕭績乃至蕭暎的碑文情況應該都屬于這類。

如果以上墳人的身份面對陵墓，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規(guī)律，在神道左側(cè)的石柱碑文都是正常的，在它對應的右側(cè)則各不相同，這種在形式上對稱，內(nèi)容上變化的現(xiàn)象，應該與梁代的審美有關，特別是六朝關于形式美的理論，是魏晉南北朝美學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像駢文，巔峰就在梁代。

西晉的陸機在《文賦》中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zhì)，誄纏綿而凄愴”，他把十個文體都配上了情感性和形式美，到了劉勰的《文心雕龍》則在吸取曹丕和陸機的觀點上達到了魏晉南北朝文體論的最高理論成就。

再進一步，蕭統(tǒng)的《文選》、蕭繹的《金樓子·立言篇》、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都提到了文采、聲律和用典是文章創(chuàng)作華美的重要組成因素。特別是蕭繹，他認為“文”不單指有韻（指押韻腳），而且還要有華麗漂亮的詞藻（綺蹓紛披）、抑揚悅耳的音律（唇吻遒會）與婉麗動人的情感（情靈搖蕩）相結(jié)合，方能構成真正的“文”。既使是“筆”，也要求“神其巧惠”，即講究構思巧妙，以別于“直言之言，論難論之語”。

也就是真正精工的駢體文，上下句音、形、義皆完美無缺。就像我們看到的石表銘文，在一樣的既定框架里，演繹出這么多種字體的排列組合方式，絕對的對稱，又最極致的變化。

再做更深一層次的思考，蕭順之與蕭景的神道石柱反書銘文是面對面的，是純粹的文字鏡像反射；蕭績與蕭暎的神道石柱倒書銘文則在一個平面，且都是面對上墳人的。碑刻文字給誰看，與它所呈現(xiàn)的形態(tài)之間到底有什么關聯(lián)？

同時，依照目前考古研究的多數(shù)觀點，神道起源于漢代，“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一對石柱就像一扇通往死者的大門，這里面是否有通過視線的不同方向去審視生死的含義？與魏晉時期人們的生死觀又有哪些契合處？

而這些又是如何反過來影響到喪禮的象征意義以及喪葬建筑和器物的功能等等。由于史料的欠缺，很多問題至今還是謎團。

不過，僅從書法本身來看，反書不是被機械反轉(zhuǎn)的一種純技工行為，而是書法家?guī)в袆?chuàng)造性的一種書寫行為，雖然，在《法書要錄》上孔敬通只被列為“下之中”。

可想而知，這類帶著炫技性質(zhì)的書寫行為類似于我們今天河坊街上的“名字繪畫”或者設計“一筆書簽名”等等的生計本事。

當這種形式被應用在一個嚴肅的墓葬場合，可見本身它的書法性就是不予考慮的，更何況我們看到上面的楷書，正是處于過渡型階段，是相對北魏楷書來說為數(shù)不多的南碑案例。

雖然反書看上去需要一個視覺的理解緩沖，但似乎仍舊能依稀看出南朝帖學影響下的楷書風范。蘭陵蕭氏之善書始于劉宋時期，梁乃大盛。齊梁之際留有書名的書家有23人之多，完全可以和王氏家族相媲美。

他們利用政府的力量收集法術書名帖，周圍聚集了一批文雅之士，領導了當時的書法風尚的潮流。比如齊高帝蕭道成，曾與王僧虔賭書；齊高帝第五子武陵昭王蕭曄；十二子江夏王蕭峰；南郡王蕭昭曄，尤其是梁武帝，對于王羲之在南朝的確立功不可沒。

函主在陳文帝陳蒨永寧陵(傳)神道獸前

作者 | 樹杪

圖片 | 樹杪

編輯 | 小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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