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襄的辭不赴命與沙元炳的“謁告歸養(yǎng)”

冒襄像

在明清鼎革之際，冒襄的至友錢謙益降清，被授禮部右侍郎，至交龔鼎孳做了新朝的禮部尚書，與他并稱“明末四公子”的侯方域終于也不耐寂寞，打點書簏，去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而冒襄這位“兩中副車”，僅僅委任為臺州司李，且一天都未到任的書生，卻“ 抱君親之至痛，悼正氣之淪亡”，不事清朝，以至晚景寂寞，鬻字乞米，賣掉部分祖屋，攜子奉母，移遷至北巷的冒氏宗祠。

盡管他毫無報效新朝之意，甚至還暗藏恢復(fù)之心，但滿清政權(quán)還是想籠絡(luò)他的?？滴跏?，“ 詔征山林隱逸，有司以薦，辭不赴?！?冒鶴亭《冒巢民先生年譜》)。為此，龔鼎孳曾多次致函相邀，地方官員也曾多次推薦，但冒襄始終表示拒絕，理由是“親老”。冒襄的托辭可算是無懈可擊的，封建王朝不是聲稱“以孝治天下”嗎，我現(xiàn)在需要“盡孝道”，你們還能逼著我怎么樣呢?

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康熙十八年，朝廷“征應(yīng)博學(xué)鴻詞科”，明史館總裁、左都御史徐元文又頻頻致函，冒襄這回又以“足疾”辭不赴，使得一片熱心的徐元文“嘆息者久之”(《同人集》)。

康熙二十二年，“省郡聘修通志”，官府當(dāng)然又想起了這位飽覽詩書、博古通今的人才，冒襄又“以老病力辭當(dāng)事”。 (《年譜》)

寧可家中四世百口系于他一身，生計難以維持，寧可忍痛賣掉祖業(yè)，遷居于陋巷宗祠，就是不肯失去氣節(jié)，冒襄不愧是一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沙元炳（1864-1926）字健庵，生于如皋一個書香仕宦之家。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進士，越四年升翰林院編修。詩人。近代如皋地方第一名賢。熱心地方公益事業(yè)如水利、慈善等，協(xié)助創(chuàng)辦如皋公立醫(yī)院。興辦實業(yè)，如廣豐制腿公司、廣豐榨油公司、廣豐德中藥號等。創(chuàng)辦如皋多所學(xué)校，如如皋公立高等小學(xué)堂，如皋公立簡易師范學(xué)堂，中學(xué)堂、乙種商業(yè)學(xué)校等。主纂《如皋縣志》。有《志頤堂詩文集》18卷存世，其中有詩800余首。

再說 沙元炳。沙元炳先生是晚清民國時期的一位品格高潔、特立獨行的讀書人。十年寒窗，終于蟾宮折桂，進入了翰林院。按照俗儒的思維，有了如此的開頭，他應(yīng)當(dāng)在宦途繼續(xù)奮進。然而他卻毅然離開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翰林院，返鄉(xiāng)搞他的教育和實業(yè)。這段歷史，有人稱之為“辭職”，如周思璋先生就寫有文章《沙元炳為何兩次辭職》。但因為沙的學(xué)生項本源稱之為“謁告歸養(yǎng)”，謁告者，請假也，歸養(yǎng)者，返鄉(xiāng)奉養(yǎng)父母也，這就難免有人把這比附為當(dāng)今的“停薪留職”之舉，似乎沙先生還有重登朝堂之意，這就是一個極大的誤會了。我們認為，“謁告歸養(yǎng)”這四個字有可能是出于沙先生之口，但這其實不過是沙先生辭職的一種托辭而已。沙元炳固然是一位孝子，但他家富甲一方，根本不需要讓他親自來操勞侍奉之瑣事，何況封建社會還有“忠孝不能兩全”之說。封建時代把家屬留在家鄉(xiāng)，自己在朝廷供職的官員并不在少數(shù)。唐代大詩人李白在翰林院時，家屬不也是留在安陸嗎？

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離不開當(dāng)時的社會背景。應(yīng)該說，真正促使沙元炳下決心棄官還鄉(xiāng)的動因是“戊戌政變”。我們知道，沙元炳在禮部會試時，其座師為光緒之師翁同龢，1898年6月作為帝黨首領(lǐng)的翁同龢因贊助維新而被攆出京城，9月慈禧發(fā)動戊戌政變，頑固派對變法維新人士進行了血腥鎮(zhèn)壓，這一切使沙元炳深諳清廷的政治窳敗，促使他絕意于仕途，這是沙先生離開朝廷的外在原因。

從另一方面說，沙元炳在如皋光復(fù)后擔(dān)任民政長，后又被選為江蘇省議會議長，但他都沒有那種戀棧之情，他的心仍然放在辦好實業(yè)、改善民生和發(fā)展教育、啟迪民智上。曾經(jīng)在民國時期擔(dān)任教育部次長的著名教育家吳俊升先生說：“以(沙)先生之掇巍科，入詞林，宜可有為于一國。以先生之膺省選，主議席，宜可有為于一省。而皆恝然置之，浩然賦歸。歸而施惠于一鄉(xiāng)?！?“恝然置之”者，無動于衷，置之不理之謂也。鄙薄利祿，不慕富貴，這種仕宦觀是沙先生一次次辭官的內(nèi)在原因。

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我們研究歷史人物，不能僅根據(jù)他自己說過什么，而是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如果我們從“觀其行”的角度去考察，冒襄聲稱的“親老”、“足疾” “老病”，不過是他拒絕與滿清統(tǒng)治者合作的托辭；同樣沙元炳的“雙親年高，無人奉養(yǎng)”， “謁告歸養(yǎng)”等等，也并不是他的由衷之言。

有人可能要問，為何冒、沙這等光明磊落的人物，也要尋找一些言不由衷的托辭，來掩飾他們自己的真正意圖?這就要從封建制度本身去尋找原因，要知道在封建時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上掌控著每一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quán)，他不讓你做官你偏想做官，難；他要你做官你不想做官，更難。誰都知道，拒絕與當(dāng)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合作，會給自己帶來些什么。明太祖朱元璋時，有官員說了兩句公正話就遭到處罰，他不想再過這種“伴君如伴虎”的日子，但又不敢貿(mào)然“走人”，只得裝瘋賣傻，在朱元璋派的密探前，撲向一堆“狗屎” (他預(yù)先用糖做好的冒牌貨)，抓起來大口咀嚼。朱元璋這才相信他“真是瘋了”，放了他一條生路。這一真人真事的故事，后來還被導(dǎo)演移植到新編歷史劇中，嫁接到劇中人劉羅鍋身上。因此，古代官吏的辭職，一般都是采取溫和的做法，用當(dāng)時的術(shù)語說，叫稟請“乞休”或“致仕”。而不肯出山的高人，也往往是委婉陳情，如李密寫下《陳情表》，這就是冒、沙使用托辭的原因。

作首簡介：黃天銓：江蘇省如皋高等師范學(xué)校教授，如皋冒辟疆文化研究會顧問，《如皋文史》編輯。

本文編輯：周建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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