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豐的這個小山村里竟隱藏著一唐代寶物！更有重大發(fā)現(xiàn)......

宜豐縣位于江西省西部，始建于三國吳大帝黃武年間（公元222—229年），后數(shù)度并立，唐代歸入高安縣。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另置新昌縣。民國三年（1914），因與浙江新昌縣重名，重新恢復宜豐縣名。

“魯班坊”現(xiàn)存于江西省宜豐縣花橋鄉(xiāng)白市村之后埠自然村。后埠為唐代毛氏古聚落，毛氏族人至今居此。

花橋鄉(xiāng)位于宜豐縣東北向，生態(tài)優(yōu)良，林木翠秀，稻香醉人，民風也很純樸。該鄉(xiāng)文化積淀深厚，以船形山遺存為代表的史前文化昭示了該鄉(xiāng)五千年的文明史。至唐宋時，人文蔚起，尤其以宰相之風為甚——

花橋魯班坊，為位及副相的唐代參知政事毛儔之子毛珪所建，意在宏張相家顯貴門第；魯班坊前曾有“尚書第”，也是為紀念毛儔之相職而建，此處之“尚書”，并非指六部尚書，而是民間對宰相的習慣性借稱（古之及相者稱為“尚書臺”、“尚書令”，唐太宗就曾任尚書令，唐代因故未設(shè)尚書令實職）；花橋鄉(xiāng)之晏源自然村，是北宋名相、大詞人晏殊的祖籍地，晏殊少時曾隨其祖父晏郜到花橋晏源尋祖，后族人在其嬉游山坡建亭閣作紀念，即今之晏源“相公堆”；南宋花橋鄉(xiāng)雷家自然村出了位宰相雷孝友，時與史彌遠、錢象祖等并居相位，死后葬花橋施源村，封唐國公，清代以主修故宮聞名的雷發(fā)達（習稱“樣式雷”），其家族就是由花橋雷家繁衍而出。

花橋魯班坊，就是為張顯相家門第之風而建，此唐代木建筑，歷1334多年仍完好如初，為世之珍稀。魯班坊始建年代，地方志及族譜絕對紀元為“唐咸亨四年鼎建”（673），比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中國最早唐代木建筑山西五臺縣的南禪寺（唐建中三年即公元782重修）還要早一百多年。本文就古文獻、原構(gòu)件、建筑法式、建筑元素與風格、保存環(huán)境等多角度對魯班坊進行了考證，初步得出 “魯班坊是中國目前原構(gòu)件保存最早、最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之結(jié)論。

近期，在資深考古專家肖發(fā)標研究員的指導下，對魯班坊將做進一步的科學論證，魯班坊的千年神奇面目終將閃亮登場世界。

一、中國最早唐代木建筑之發(fā)現(xiàn)

“二唐寺，瑰寶世間無?！边@是趙樸初先生對山西五臺縣唐代建筑南禪寺大殿和佛光寺的贊詞。南禪寺大殿是大眾已知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木結(jié)構(gòu)建筑，也是亞洲最古老的木結(jié)構(gòu)建筑，是我國唐代建筑的代表作，也比之前發(fā)現(xiàn)的佛光寺的修建時間還早70多年。

關(guān)于“中國最早的唐代木構(gòu)建筑”的研究發(fā)現(xiàn)，始自于著名古建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

抗戰(zhàn)前，日本人狂傲地向全世界宣稱：中國已經(jīng)沒了唐代或唐以前的木建筑，要看唐代的建筑就要來到日本東京和奈良來！——這話讓梁思成、林徽因聽了非常氣憤，他們決定打破日本人的這種謬論。1928年，結(jié)伴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建筑的梁思成與林徽因偕同回國，開始在國內(nèi)各地考察古建筑，然苦覓唐代木建而不得。一次，梁思成偶然看到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拍攝的唐代壁畫《五臺山圖》，載有“大佛光之寺”，深諳《營造法式》的他憑直覺感到這里有重大發(fā)現(xiàn)。1937年6月，兩人騎上毛驢興奮地前往山西五臺山，開始了中國唐代木建的尋訪之旅。在佛光寺，他們根據(jù)殿主題名與石經(jīng)幢刻文 “唐大中十一年”（ 857）紀年落款，確定佛光寺的絕對紀年，當即向全世界宣布發(fā)現(xiàn)“中國最早的唐代木構(gòu)建筑”，從而也宣告日本人的狂言破滅。由于佛光寺還有精美壁畫、彩塑，加之唐代木建，梁思成于是將佛光寺稱之為木質(zhì)古建中的“中國第一寶”，后又被視之為亞洲現(xiàn)存最早木構(gòu)建筑。

佛光寺創(chuàng)建于北魏孝文帝時期，唐武宗會昌五年（845）滅法后成為廢墟，佛光寺作為唐木建的主要部份指殘存的東大殿及內(nèi)殿。遺憾的是，因為時局動蕩，梁思成、林徽因與距佛光寺西北幾十公里的南禪寺擦肩而過，而南禪寺重修于“大唐建中三年”（782），比佛光寺還要早75年， 直到1953年才由山西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佛光寺時間不得不退居于全國第二。然而，佛光寺作為歷史改動少、保存原建規(guī)模更大，至今仍被國內(nèi)研究唐代木構(gòu)建筑的第一標本性范例。

二、宜豐魯班坊更早于山西已發(fā)現(xiàn)之兩座唐代木建

魯班坊，位于江西宜豐縣花橋鄉(xiāng)白市村厚埠自然村，厚埠為唐代毛氏古聚落。魯班坊為毛氏族人唐咸亨年間所建。

據(jù)厚埠及全國多處《毛氏族譜》載：唐貞觀時，河南滎陽人毛儔（毛大參）任江南道大使（當為黜陟大使）加參知政事，位及相位，故與與名相房玄齡交好，在江西也頗有政聲，深得地方稱贊，顯慶二年(657)因官入籍而將家眷遷至今江西新建縣松湖鄉(xiāng)錢洲村，成為江西乃至江南毛氏始祖。其第四子毛珪（字國器,名壁，譜名仲珪）,“以儒隱，縱情山水”,于咸亨年間(670-673)自錢洲分遷新昌（宜豐舊稱）太平鄉(xiāng)（今花橋鄉(xiāng)）之厚埠，為宜豐毛氏始祖，其后衍為八族。唐咸亨四年（673），毛珪率厚埠族人眾建牌坊，即今“魯班坊”，經(jīng)風雨1334余年，仍屹立如初。

魯班坊全坊呈長方形。坊內(nèi)四壁板上原書有《仙坊記》。據(jù)實地估測，地面距歇山頂最高翹檐約6.7米，其中從門楣往上高度就約4.6米；坊間進深5.3米，面闊4.3米，兩附室寬2.7米。外觀氣勢雄偉，輪廓俊美古樸，梁架結(jié)構(gòu)簡練；斗拱雄健、出檐深遠；門楣至歇山頂翹檐高度與門柱高之比約為三分之二，礎(chǔ)柱飽滿，立柱豐碩，突顯雍容豐腴之態(tài)；整個建筑無一釘，全是榫卯構(gòu)結(jié)；除柱礎(chǔ)與基腳外，全坊無夯墻或疊石墻基——這一切，處處突顯唐風。

三、魯班坊為中國現(xiàn)存最早唐代木構(gòu)建筑之析證

宜豐魯班坊為中國現(xiàn)存最早唐代木構(gòu)建筑。這個結(jié)論，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分析、比較予以確定：

〈一〉魯班坊建立時間有絕對紀元為史證。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新昌縣志》及之后歷修縣志，均載有《魯班坊記》。此記為厚埠毛氏族人、乾隆間邑廩生毛應(yīng)求所撰，作于乾隆五年（1740），該文開篇第一句就明確指出魯班坊自“唐咸亨歷今相距千余年”，《毛氏族譜》也有相同記載。

《毛氏族譜》還刊有清代毛氏族人所撰《珪公遷居后埠基宇記》一文，中有“大參有子，日仲圭甫，自彼錢洲，來相茲土……惟德動天，魯公輸子，乃立前坊，名留今古”，詳細說明了咸亨人毛珪當年卜居此地后建坊的功績。

魯班坊門楣上原懸有一古匾，橫書“魯班坊”三字，右上題“唐咸亨四年鼎建”，左下書“明萬歷元年孟秋月善士毛應(yīng)璽重修”。 “文革” 期間，毛氏族人為保護古匾，將它拆下存放豬圈，原掛匾處書上“為人民服務(wù)”字樣。后古匾因族人保管不善而不知所終。

乾隆版《新昌縣志》現(xiàn)分藏于宜豐縣檔案館、中科院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有史可稽。

以上古匾與舊志、族譜互證情狀，與梁思成以佛光寺梁上文字與石經(jīng)幢刻文互證如同，佛光寺由此確定絕對年代為唐，魯班坊 “唐咸亨四年鼎建”更屬毫無懸念的絕對紀元。

〈二〉魯班坊建筑形制與風格所體現(xiàn)的唐代原始元素。

1、建筑風格盡顯唐風。魯班坊，為全木結(jié)構(gòu)單檐歇山頂四方樓亭式。屋檐高挑上翹，出檐深遠；密接五跳斗拱，挑出五層，后為四迭垛；單檐歇山頂，脊榑之下有大叉手承之；牌坊由四根大柱支撐，柱子粗且大，上細下粗，體現(xiàn)了唐人尚豐審美情趣。整個建筑顯莊重大方，唐以后建筑中少有這種簡練、篤實、古樸、雍容豐腴和雄渾穩(wěn)健的氣勢，唐風十足。

2、側(cè)腳明顯。為了增加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性，魯班坊檐柱柱腳向外拋出，柱頭向內(nèi)收進，這種結(jié)構(gòu)是典型的唐建特征——“側(cè)腳”。 宋《營造法式》也是在總結(jié)唐人的基礎(chǔ)上，才將“側(cè)腳” 作了規(guī)定：建筑的外檐柱在前后檐方向上向內(nèi)傾斜柱高的千分之十，在兩山方向上向內(nèi)傾斜柱高的千分之八，而角柱則同時向兩個方向都傾斜。而魯班坊的柱梁切角正接近此比例，但上內(nèi)傾、下外斜角度更大，顯然更早于宋式。從這個特征上來看，魯班坊當是唐代建筑“側(cè)腳”樣式的化石標本。

明代以后側(cè)腳逐漸減弱最后廢棄不用，從實物來看，明代建筑中事實上再也見不到側(cè)腳這種營造法式。

3、歇山頂唐建特征明顯。初看魯班坊，有漢闕之型。魯班坊為單檐歇山頂，這正是唐建普遍特征。宋、元時期，歇山頂開始改為重檐歇山式并大為流行。宜豐縣城之“南園”為現(xiàn)存宋代建筑，即屬重檐歇山頂，與魯班坊之唐風明顯不同，通過一縣兩古建近地相比較，時代特征就分外明顯。魯班坊的單檐歇山頂屬九脊頂，分別為一正脊、四垂脊和四戧脊，結(jié)合直線和斜線，轉(zhuǎn)角清清晰，視覺上顯棱角分明。

明清時期，建筑風格多為單檐（五脊）或重檐廡殿頂（四阿頂），再無此種型制與風格。

4、魯班坊歇山頂較小，沒有山花板，且透空可直見梁架； 博風板勾線簡練，不似宋明時繁縟。

明清時期，江南各處建筑開始出現(xiàn)了大歇山，習用磚砌或隔板做山花（歇山式的屋頂兩側(cè)形成的三角形墻面）；清代常在博風板后加上山花板。同時，從明開始，歇山式建筑日趨高大，收山的尺度縮小、正脊的尺度加長。魯班坊則至今保持了小歇山、無山花墻且透空、收山尺度大等唐木建的時代特征。

5、橫梁施有唐代典型的朱白藍三色彩繪。唐代建筑，流行朱紅與白色的組合，其他顏色也有了統(tǒng)一的規(guī)劃，并形成等級制，如：黃色為皇室專用色，紅、青、藍為貴族之色，民居只能用黑、灰、白三色色。而魯班坊橫梁施有紅白藍三色彩繪，這恰好印證了上述色彩使用的時代特征：白色作為當時的主流色而出現(xiàn)之；同時，因魯班坊主人毛珪之父毛儔官至江南道黜陟大使加參知政事，位近副宰，所以彩繪中才明正言順地使用了紅、藍二種貴族才能使用的色彩。

6、唐代特有托木——“如意托”。此坊橫梁托木為唐代典型構(gòu)件“如意托”，作為較早托木構(gòu)件，它也是宋以后古建中雀替的雛形。唐代還沒有出現(xiàn)雀替這種構(gòu)件形制，但有托木出現(xiàn)。即便是到了宋代，雀替也還未正式成為一種重要的構(gòu)件，此時也只是在柱與闌額處置拱形橫木作交托。魯班坊交托闌額的只是一塊如意狀托木，而如意狀托木正是唐代才有的典型制式。

明以后，托木始正式發(fā)展為 “雀替”，即民間習稱的“牛腿”，此時的雀替作為一種美學構(gòu)件，其圖案多半為龍鳳花鳥甚至人物故事，樣式、紋飾均與唐代“如意托”風格相去甚遠。

7、獨見“大叉手”?！按蟛媸帧笔怯脕沓休d脊榑的唐代木建特殊構(gòu)件，狀為兩叉手相抵如人字形的斗拱。大叉手在漢代即已見之，北魏時通用，宋元之間則是大叉手和侏儒柱合用，明清以后僅有侏儒柱而無叉手，這種營建法式的演變各代脈絡(luò)十分清晰，少有懸念。據(jù)資料載，敦煌壁畫曾繪有唐代屋架,也只見叉手而無侏儒柱。當年梁思成發(fā)現(xiàn)佛光寺大殿平梁之上“大叉手”時之所以極為興奮，原因就是因為這種僅以“大叉手”承載脊榑而不設(shè)侏儒柱的制式，正是唐代木建獨有且最為重要的特征。

魯班坊支承歇山頂脊榑的正是用的“大叉手”，而無侏儒柱，是唐代木建獨有特征。

四、歷代只作個別構(gòu)件重修而非重建，原建千年未易，歷史改動小，主體原貌保存基本完整

一個古建的斷代，可以從風格、形制加以基本區(qū)別，但是否屬原物，則有三種可能，一是按原樣重建，二是部份構(gòu)件重修，三是未作任何修改。作為假設(shè)，這三種情況都可能成立，但前提必須是有證據(jù)來支持。

魯班坊為后世重建一說，無任何證據(jù)支持，可排除；作部建筑構(gòu)件為原建物，顯然也不合事實，因江南多雨，梅雨季潮濕，木質(zhì)構(gòu)件保持幾百年雖是常態(tài)，但要保存上千年而不朽非環(huán)境特殊較難實現(xiàn)；魯班坊屬重修且少有改動一說，則有諸多實物與文獻記載可支持：

〈一〉文獻佐證魯班坊主體曾千年未易。

宜豐地方志及《毛氏族譜》明確記載：明萬歷元年孟秋月也即農(nóng)歷1573年7月，毛氏族人毛應(yīng)璽主持了魯班坊的重修。這一年，距魯班坊的建立時間（唐咸亨四年〈673〉）恰好為900年整，是一個特殊紀念年。按地方古俗，凡對一個長久祈愿的事物進行紀念，有“逢九滿十”之習。這次對魯班坊的重修時間點，正好逢“九”，當視為一種對部份構(gòu)件進行完善、以示求千年之固的紀念舉措。

〈二〉乾隆之前，魯班坊千年間的真實保存狀態(tài)是完整如初。

明萬歷重修之前，魯班坊實際存在狀況如何？有乾隆間《新昌縣志》及《毛氏族譜》所載《魯班坊記》為證：

清乾隆三年（1739），毛氏眾議重修族譜，在外謀職的族人毛應(yīng)求（邑稟生）應(yīng)邀參修族譜，他回家后，對久別的魯班坊作了一次全面的考證，并于第二年（乾隆四年〈1740〉）寫下了《魯班坊記》，詳細載述魯班坊創(chuàng)建、修繕始末，文中所涉三點史實，于當下魯班坊的考據(jù)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史證：

1、《魯班坊記》文曰：“唐咸亨歷今相距千余年”、“慈坊之建也，不甚高且大，歷年余年而失火不毀、鳥雀不巢，仙跡之存不與時而俱遷”，確定千年間魯班坊始終如原屹立未毀過。

2、《魯班坊記》詳細記述了唐咸亨年間后埠毛氏基祖毛珪建坊過程，并提到當時毛珪尋求木匠遇奇人之事；也提到族人將此奇匠視為魯班再世的故事。由是，毛應(yīng)求才寫下了《魯班坊記》，其中明確了魯班坊為唐建之事實和坊名之來由。

3、據(jù)《魯班坊記》作者自述，毛應(yīng)求在乾隆初所見魯班坊，坊名時為“魯仙坊”而非“魯班坊”，也即乾隆之前魯班坊額銘實際上為“魯仙坊”；“魯班坊”之名始于《魯班坊記》成文之后。由此可推斷魯班坊后來之額銘 “唐咸亨四年鼎建、明萬歷元年孟秋月善士毛應(yīng)璽重修”應(yīng)為清代人毛應(yīng)求所題制，同時可證出明萬歷元年（1573）至乾隆四年（1740）的167年間，魯班坊沒有出現(xiàn)超萬歷規(guī)模的重修。

〈三〉、從魯班坊歷代修繕情況看主體從未改變。

乾隆之前，魯班坊見諸文字的修繕有過四次，最明確的重修即上述明萬歷元年（1573）之重修；其余三次修繕唯只字片語載于坊間木板上，因年代久遠很難全部辨別，所存字跡語焉不詳，恰也說明只是小小的修繕而已。

在魯班坊坊板上，寫有墨書“二十世……兄弟重修”、“二十七世祖于正德”、“二十九世祖、三十世祖皇清乾隆三十九年合門重修”等字樣（同見《宜豐文化志》，但原志記載有誤）。從這段記載中，可以推斷出，明萬歷之前有過二次小修，一是明正德年間（1491－1521）由毛氏二十七世祖主持；二是由早于正德年間的毛氏二十世祖主持。二十世組與二十七祖代際隔了六代，以正常二十年一代計算，約相距120年，那么二十世祖的重修活動當在明洪武年間（1368－1398）。也就是說，魯班坊在明代有過三次修繕，分別是洪武年間、正德年間及萬歷元年，其中洪武、正德修繕規(guī)模當小于萬歷時，也證明魯班坊木建在整個明代整體沒有大的變易。同時，既然洪武也就重修過，魯班坊的始建更與明代無關(guān)。

明萬歷之后的乾隆三十九（1774），又有過一次重修。近日，江西民俗攝影家丁魯先生現(xiàn)場鉆入歇山頂內(nèi)，攝得正脊托梁一行題梁墨書，文字雖然只現(xiàn)一半，但從結(jié)構(gòu)與筆順分析，其中“合門重修”四字足可明確斷識，這與坊板墨書“二十九世祖、三十世祖皇清乾隆三十九年合門重修”中的“合門重修”記載相吻合，由此也可斷定：本次重修，是厚埠毛氏兩個不同代際的支房共修，對原建的最大變動僅是更換正脊梁而已。

綜上所載，從明洪武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間的四次修葺，其中三次為小修，唯萬歷之重修可能工程量稍大些，所以換額以志之。

〈四〉從多次修繕志字考察，魯班坊并沒有進行過主體變易，建筑歷史改動很小。

證據(jù)一：明萬歷元年（1573）僅是重修，而非重建，也即保存主體只對部份構(gòu)件進行修葺。古人重修、重建界定分明，如五臺縣南禪寺平梁有墨書題字 “因舊名旹(時)大唐建中三年歲次壬戌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時重修殿法顯等謹志”； 同為五臺縣的佛光寺，也明載明“大中十一年（857）京都女弟子寧公遇和高僧愿誠主持重建”。同時，按宜豐地方習俗，凡對祠堂、寺廟修建，如屬“重建”則梁上必題書“重建”、屬“重修”則題書“重修”，例證隨處可見，絕無將二者混稱者。由此可知，魯班坊萬歷之重修依然保存著唐建原貌這是不爭的事實。

證據(jù)二：據(jù)對乾隆三十九（1774）正脊梁重修志字分析，本次修繕主要是對正脊梁給予更換。至于萬歷、乾隆之外的二次修繕，只可能是個別構(gòu)件修葺的更小工程，否則至少也會有較多志字存留?？傊?，歷次修繕，都證明延續(xù)保存了唐代木建主體原貌，歷史改動很少。

證據(jù)三：我們在對八、九旬當?shù)孛祥L者進行采訪時，采訪對象說：“魯班坊自古從來沒倒塌過，但傾斜卻有過，所以修修補補的事歷朝都有”。毛氏是原住民，魯班坊的任何稍大事件，都將口口相傳保留下來。另有一位毛氏族人舉過一例證，說當年修魯班坊時，“拆了不會裝，結(jié)果多出了一籮筐舊斗拱”。由此也可以推斷：以前修繕斗拱時，只是個別修理，否則不存在舊構(gòu)件還原窘境一說。

證據(jù)四：作為主構(gòu)件的后橫梁，人為地將一端的近柱處一切為二，兩頭完全分開，為使其擔當支撐，僅在下方用一如意頭托住，這顯然不合常態(tài)，因為隨時都可能埸下。然而，民間傳說這個切口初建時就存在，并有神奇?zhèn)髡f。那么，原建是這樣，后期的重修按理首先就要將這根橫梁趕緊換掉才安全，可事實是至今還保留著。此怪相雖是讓人不解，卻反證了這根橫梁已存在千余年。

五、從構(gòu)件中的異代迭合關(guān)系，證實了魯班坊大立柱自唐保存至今的原因

在對魯班坊進行考察的過程中，有一種奇怪現(xiàn)象讓人不解，即柱礎(chǔ)為雙層，兩個柱礎(chǔ)加迭高至二尺余，顯得立柱過于粗短且柱礎(chǔ)高踞，這既不合古建常態(tài)也非唐代柱礎(chǔ)規(guī)制；同時，上下兩塊迭加卻獨立的石礎(chǔ)，形制及風化程度明顯屬于不同年代，不可能是同期之物。然而，經(jīng)仔細考察分析，又清晰可探其中的原由了。

〈一〉魯班坊雙層柱礎(chǔ)屬不同時期，上層礎(chǔ)石的后期墊加是出于對唐代原立柱的有效保護。

宜豐自古稱柱礎(chǔ)為“磉”，這恰是宜豐方言自唐以來中古音的遺存特點，而“磉”本身也是古代柱礎(chǔ)諸種稱法之一。魯班坊雙層柱礎(chǔ)中的上層礎(chǔ)石，為帶鼓釘?shù)墓男问?，這種柱礎(chǔ)主要見之于明晚期到清前期，此處則表現(xiàn)為明風；下層礎(chǔ)石為早期覆盆式，分兩迭，下迭八方形、上迭扁圓形，明顯屬唐風，體現(xiàn)了唐人“天方地圓”地分八極的樸素宇宙觀，也映襯了唐人容納八方的行世觀。這種柱礎(chǔ)斷代，有實證可參照：近年，宜豐對唐代名剎黃檗寺進行重建，挖基礎(chǔ)時在遺址出土有唐代黃檗寺碩大柱礎(chǔ)，即為此形制。按常理，一般認為唐代柱礎(chǔ)多覆盆蓮式，考江西柱礎(chǔ)，覆盆蓮式實際大量流行于明代，宜豐天寶等古村所保存眾多的明代建筑，也充分證明了這點。所以，魯班坊簡素的覆盤式柱礎(chǔ)，正是遠比明代更早的唐代柱礎(chǔ)形制之實證。

〈二〉魯班坊雙層柱礎(chǔ)屬不同時期，恰恰反證了魯班坊大立柱為唐代之原建木柱。

一個柱礎(chǔ)由兩個不同時代的石礎(chǔ)迭加組成，且下層風化近一公分、上層風化僅及表面，如屬同期建造，這猶如“關(guān)公戰(zhàn)秦瓊”，顯然不合邏輯。魯班坊石構(gòu)件出現(xiàn)這種情況，合理解釋只有一個：即上層石礎(chǔ)必定是后來墊加進去的。這個理由不僅是一種最接近事實的解釋視覺，更是一種合乎宜豐地理氣候特征的事實存在——

江西多雨，梅雨季節(jié)更甚，木建最易腐朽處就在木柱的近地處。宜豐古為楚地，與湖南相鄰，贛湘習俗相通，自古建祠建樓坊，門首兩根大立柱必是株木，取“朱門”之意，“朱門”也恰是唐代雅俗都知的對貴族的泛稱。對習俗講究者，整體建筑中往往要使用五種木材，分別是杛樹、侯樟樹、柏木、梓木、楠木，暗喻“公侯伯子男”爵位。株木在江南各種木種中，耐腐性偏強并少蟲蛀，但經(jīng)年累月被濕氣所侵，最多也只能存數(shù)百年；如處干燥通風處，則經(jīng)久耐用保存千年以上是常態(tài)。

魯班坊柱礎(chǔ)之所以出現(xiàn)不同時代的迭加石礎(chǔ)，疑為當時大木柱近地端或因受潮較多、歲月侵蝕過久而致朽裂。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重新更換立柱，但這意味著所有主體建筑都要拆卸并很難保證復原；二是裁截下端尺許，加石礎(chǔ)墊空。即便在今天，兩種方法我們還是可能取用截腳加墊石的方法，既省工省時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建。這樣，就很好解釋為什么兩種時代不同期、風化不同步的石件迭在一起的原因了，同時也反證了雙層石礎(chǔ)之上所存四大立柱，依然是唐代之原木。

從上述木柱截腳加墊石分析，也可反觀今之所存魯班坊上部大橫梁風化的時代性。株木下端因受潮和歲月侵蝕會導致朽裂，那么上端木質(zhì)按常態(tài)則會呈碳化龜列狀，魯班坊上部木構(gòu)件恰恰大多呈此狀，橫梁和柱頂更甚，所不同的是，碳化龜列的梁柱剛性反而更強，所以支承力還可以支持很久，直觀其強度再過數(shù)百年也似無所謂。

〈三〉魯班坊截腳加墊石工程的時間點當在萬歷重修時，于魯班坊原建而言不屬大的歷史改動。

明萬歷元年毛應(yīng)璽主持的重修工程，清人毛應(yīng)求特別作記以述始末，顯然這次重修屬魯班坊修繕工程中最重要的一次，或謂工程量最大的一次，所以值得追憶并志書。從毛應(yīng)求《魯班坊記》得知，他當年寫記之前看到魯班坊正面原狀時，始不以為然，曰“柱礎(chǔ)僅六耳”。這句話，恰可反證乾隆間魯班坊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六柱樣式。由此也可以斷定，六個柱礎(chǔ)的形制，定是乾隆之前的事了。（之所以提出面闊方向的六柱礎(chǔ)形成于乾隆之前這一問題，是坊之兩側(cè)附室木建疑為乾隆前附加之物，而加建之時，只可能是在萬歷重修時，所以兩邊附室顯露了一定的明代風格，但也不關(guān)原木建事。此處暫存疑，另論）。

總之，魯班坊重修時截腳加墊石，并沒有改變整個原建性質(zhì)，反而說明了古人對原建的保護精神；兩附室假設(shè)真是明萬歷所加建，目的也是旨在夾固原建，并沒有減損原建構(gòu)件。所以，縱上所述，魯班坊雖是有過多次修繕歷史，但基本上主體構(gòu)件完整保存了下來，較之于南禪寺、佛光寺而言，其原建全貌及材質(zhì)保存更完整、更本真，所以更具唐代木建標本意義。

六、以神奇斷梁結(jié)合傳說，揭示魯班坊原建橫梁千年未易之謎

按照民俗學原理，大凡有故事傳說，絕非空穴來風，它的后面總有一個母題事實隱在其中。聯(lián)想到清人毛應(yīng)求所述其基祖毛珪建坊時遇奇匠之事，所涉《魯班坊記》中的故事與民間傳說雖然各有版本，但所有信息都共同指向一處：當年奇匠瞬間讓牌坊搖擺立止的奇術(shù)究竟是什么？在當?shù)孛帐献宓膫髡f中，具體也提到楔子一事。我們向村民問起：“這樓真的有過加尖的地方？”宜豐方言稱楔子為“尖”。出乎意料的是，村民們紛紛說“是有，真的有！”在他們的導引下，果然在后橫梁上看到：橫梁的一頭約尺許處，竟被生生鋸斷為兩截成為斷梁，斷處的支撐物僅靠下方一塊 “如意頭”托住而已。后橫梁本是起著重要牽拉承重作用，把它完全截斷，按常理，這是幾近故意破壞以使建筑垮塌的做法，但事實上這一“錯誤”竟千年未曾糾正，建坊之初如此，后來重修多次理應(yīng)換掉卻也沒換掉，至今還是原樣，但奇怪的是魯班坊千余年始終穩(wěn)固，此狀讓人費解甚至無解。就此，村民們說出了一個秘密：斷梁兩截的內(nèi)芯，其實有一個凹凸狀暗榫卯，邊上再打一個洞進去用木尖拴住，洞口已被封死。——這個奧妙，實際上就是上述傳說中的楔子作有，目的也許是通過改變應(yīng)力來達到平衡，使整個建筑有個松緊膨脹的保險系數(shù)。這個不解之謎，或?qū)⑻钛a唐代營造法式的一個空白。

七、本地氣候環(huán)境使魯班坊得以保存如今屬于歷史常態(tài)，“江南不可能保存有唐木建”之說是一種常識誤區(qū)

有一種觀點認為：江南潮濕，唐代木建不可能保下來，所以江南不可能有唐木建存世?！鋵?，這是一種很大的常識誤區(qū)，這種帶普遍性的架上理論顯然屬絕對化，是不科學的、有悖實際的認知。就宜豐而言，古木建得以保存，是歷史常態(tài)。理由及證據(jù)有三：

〈一〉魯班坊的存世是歷史直接事實。

魯班坊絕對年代文獻之史證已無懸念，時代形制及風格也有諸多唐代典型特征。現(xiàn)在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即通過權(quán)威機構(gòu)，對這個建筑的不同構(gòu)件取樣做碳十四測定，這步工作假以時日終有最后定論

〈二〉地方宋代建筑可作斷代參考之旁證。

宜豐縣城有個“南園”，為北宋名士蔡曾（黃庭堅姑父）所建，屬省保單位，迄今歷時即將千年，黃庭堅曾作名篇《東郭南園記》以記之。南園前瀕水依山，山水前后相隔均僅數(shù)丈，且霧大，這種環(huán)境明顯是不利于古建的保存。然而，南園歷史上雖也有多次重修，但許多宋代木構(gòu)件卻保存如初，建筑原貌更沒改動過。理論上，南園在如此潮濕的環(huán)境中早應(yīng)湮滅，之所以得以存留，主要原因就是石砌臺基有一米多高，加之河邊風大，因此古建意外得以保留。以保守觀點論，南園很難存世，然而事實上它就是歷史改動不大地在宜豐存在著！

〈三〉地以近核，地方常住民方知地方實情。

對事物的真實存在狀態(tài)最知情、最具地情常識的往往是本土常住民。宜豐有句古話，叫“水浸千年松，樓閣萬年楓”，這是當?shù)赝林О倌陙砩罱?jīng)驗得出的總結(jié)，意思是說松木用在水中、楓樹用作樓板，則愈久彌堅，壽命遠不止千年。這也有實證：

1、南園門前之耶溪河中，曾有唐代所筑堤壩，壩樁就是用的松木，現(xiàn)在挖出也堅如鐵。

2、宜豐一些明代建筑，房子倒塌后，楓木樓板卻堅緊難折。

3、縣內(nèi)明代建筑房梁、雀替，宜豐芳溪五巖洞中之明代棺木，都在數(shù)百年以上，即便如魯班坊乾隆所換脊梁也有二百余年，但初看都不出數(shù)十年之新，這些木材還多半是樟木、杉木，遠不及株木耐腐。

縱上所述，于宜豐環(huán)境而言，如杉木硬度以上的木材，只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不被蟲蛀，二是在高處且通風，幾乎無一例外可保數(shù)百年或千年以上乃至未知。魯班坊門柱一米以上木構(gòu)件，多為硬木，又得出檐深遠之遮護，最后加之全坊穿透，所以唐木建得以整體保存至今且原態(tài)不易，這或許是因天時地利人和所致之孤例，但事實的存在，無疑也是打破“江南無唐木建”成見的實證。

八、雄渾牌坊后面所顯示的唐代毛氏聚落之盛

魯班坊之氣勢，當初絕非尋常百姓家所能建。江西毛氏始祖毛儔作為唐代當朝大員，位及副宰，權(quán)勢與財富無疑獨盛一方，及待氏族過于集中時才作分遷之舉，所以分過之勢也當不小。據(jù)《毛氏族譜》所刊《珪公遷居后埠基宇記》載，毛儔之子毛珪后埠開基后，起勢便旺，時“有屋百堵”，意味當時人口的聚集眾多，在地方形成了旺族，魯班坊作為貴族門第象征應(yīng)勢而建也理所當然。

我們在進行田野考查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魯班坊之后屋基有數(shù)畝之廣，再查族譜祖基圖，唐宋間后埠毛氏聚落不僅屋宇輻接，而且還有尚書第、氏族宗祠等大型建筑，寺廟也有多處，可知其族之大。在古聚落遺址上，自唐至明不同時期的磚石；俯拾皆是，未出現(xiàn)斷代；遺址后山有土坡高達二三丈，全為人工筑就，土坡出露剖面文化迭壓層達兩米之深，顯然要上千年才可能積就；坡上古木參天，是為毛氏風水木。這種家族與歷史背景，無疑為魯班坊的維護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魯班坊這座唐代木構(gòu)建筑得以整體完好地存世至今，也就不足為怪了。

結(jié)語：

宜豐魯班坊千余年從未倒塌過，歷史上雖有多次重修，均屬個別構(gòu)件修葺，如間板、藻井板、脊梁、椽子檁條，柱梁、斗拱等主件均基本為原物，樣式未改動，歷史變動小；魯班坊當為江南地區(qū)唐代木構(gòu)建筑最完整直觀的化石性標木，也是目前國內(nèi)已知存世的最早唐代木構(gòu)建筑，比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發(fā)現(xiàn)并稱之為“中國第一國寶”的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857年建）早184年，比中國乃至亞洲現(xiàn)存最早的木構(gòu)建筑、山西五臺縣陽白鄉(xiāng)李家莊唐代南禪寺（782年建）早109年！

魯班坊記

粵稽唐咸亨歷今相距千余年，中間人才之美、富貴之盛，下及物產(chǎn)之珍奇瑰異，莫不與時俱遷，其所存者能幾？間有傳焉，而聞之非真，亦如泡影夢幻，疑疑而信信也。若仙跡之存，則有異縣治之東南①隅、離城七十里地名厚埠，田肥美，村殷富，群山聳疊、巉巖勃崒之狀，在在悉擁。奇觀下煙火萬家者，即為吾族祖居毛氏。沿溪而進，面南門樓一座，顏之曰“魯仙坊”，予童而耳熟之；比長，亦未嘗至其地，深以為恨。去年②已未春，邀修譜牒，俾得從家君子后縱目以觀，柱礎(chǔ)僅六耳，無架插之巧，無雕畫之精，似極尋常者，然胡為而競以仙名？長者曰：噫，子呆矣！所謂仙者，正別有在。吾祖譫泉翁諱珪③，敝屣功名，寄情于詩壇酒社，每遇佳山水，一觴一詠，宕逸不羈，咸亨間自新建錢洲卜筑于此，披榛剔荊，經(jīng)營廬舍。時眾工畢集，執(zhí)鋸持斧者若而人，庀材料石者若而人，循循然各事其事。突有一求代斫牌坊者，叩門而請。澹泉翁留之，視其具，一切無有，凡宋斤魯削、越镈燕函之類皆非其所需，日以劈篾團箍為務(wù)。屆期，眾工內(nèi)豎中居，歌落，成者咸于是，仰瞻喧雜之余，顧其外亦屹然牌坊建焉。眾異之，延之上座，強留不可，遂飄然竟去。追而詢其姓字，但述其名曰“般”。噫！此非魯般仙其誰與？夫有興有廢，物理之恒，即魯仙所制，若木鳶、若云梯，亦徒寄諸想象，又安接其所存于耳目間。茲坊之建也，不甚高且大，歷千余年而兵火不毀、鳥雀不巢，仙跡之存不與時而俱遷者，此豈無自而然？先澹泉翁父諱儔，登貞觀戊子進士，校書宏文館，供內(nèi)廷者十有一載，與房梁公元齡相友善，沉毅宏博，深為器重，后參知江南道事，其政簡、其刑清、惠澤之流尸，祝直遍萬家，積善余慶，子孫繁昌，故甫一傳。而澹泉翁之締造，遂有以來仙力之助也。今筠陽一郡，皆以澹泉翁為鼻祖，覽茲坊者，不惟宜共祖修葺于弗替，而世德之厚亦有以知源遠而流長云。是為記。

是皇清乾隆五年庚申洪歲④十二月吉旦后裔邑稟生應(yīng)求撰

（錄自花橋鄉(xiāng)《毛氏族譜》，另見清乾隆五十七年《新昌縣志》）

[注]

① 實為東北方向

② 1793年

③ 瑞州毛氏始祖毛珪

④ 1740年

小編有話說：

能幫助到大家是我們一直努力在做的！

想不到在宜豐這小小的鄉(xiāng)鎮(zhèn)

竟然隱藏著這樣一項瑰寶

非常感謝這些參與考析的人員

謝謝他們?yōu)槲覀兺暾故玖?/p>

魯班坊的歷史背景及年代考析

希望我們能好好維護這歷史遺留下來的寶物

并讓更多的人知道它的歷史價值及影響

▍作者：漆躍慶、劉飛華、余康華、張堅

▍圖片來源：劉飛華、李子、丁魯、曾燕等

▍原標題：亞洲最早木構(gòu)建筑——“魯班坊” ——江西宜豐縣花橋鄉(xiāng)唐代魯班坊現(xiàn)存木建絕對年代考析

▍綜合整理：宜豐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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