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年間，儒學名臣張栻隨父張浚遷居潭州（今長沙），常到長沙城南的妙高峰下游玩覽勝，此處景色宜人，與岳麓山隔岸相望，遂有創(chuàng)立書院之心。此后開鑿亭沼，修建精舍，經(jīng)過幾年時間的籌備，紹興三十一年（1161），創(chuàng)城南書院于妙高峰下。張浚書“城南書院”額。
乾道元年（1165），張栻開始在這里授徒傳業(yè)。城南書院采用個別鉆研、相互問答、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教學方法，以研習儒家經(jīng)籍為主，間或議論時政，對湖南學術思想的發(fā)展有重要的影響，使之成為“昔賢過化之地，蘭芷升庭，杞梓入室，則又湘中子弟爭來講學之區(qū)也”。
書院舊址寬闊，屋宇引所、基地園土26處。書院有監(jiān)院、講堂、書房等六齋。另設納湖、月榭、卷云亭、所雨舫、采菱舟、養(yǎng)蒙軒、麗澤堂、禁蛙池等10處景點。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閩來訪，與張栻會講于岳麓、城南二院，這次會講，盛況空前，長沙古城，萬人空巷。在劍拔弩張的辯難中，湖湘學派與閩學兩派得以互相取長補短，交融互通。思想沖撞產(chǎn)生的穿透力，撥開了縈繞在彼此觀念上的重重迷霧。之后，湖湘學術的繁榮和理學的發(fā)展，也從這座庭院出發(fā)，開出了一條光彩奪目的航道。
會講之余，朱熹與張栻各有唱和詩10首。納湖位處后山妙高峰，月榭在納湖旁，張栻《月榭》詩有“危欄明倒影，面面涌金波”句。聽雨舫、采菱舟在納湖中間，麗澤堂亦在納湖旁，朱熹《麗澤堂》詩有“堂前湖水深”句。禁蛙池在今藝術樓所在地，相傳張栻夜讀時，蛙鳴心煩，投硯入池，蛙聲便止，故稱之為“禁蛙池”。勞崇光在《城南書院賦》中有這樣的描繪：“物態(tài)凝眸而盎盎，千古靈區(qū)；弦歌入聽僅雍雍，一方雅化。”朱張會講成了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佳話，也因此有了妙高峰下、湘江東岸那個月迷津渡的古渡口——朱張渡。
張栻逝世（1180）后100來年，隨著南宋的崩潰，曾經(jīng)盛極一時的城南書院在元代成了僧寺。到了明朝，又經(jīng)歷了幾度興廢。正德二年（1507），參議吳世忠、學道陳鳳梧協(xié)謀進行了修復。后并入吉王府。嘉靖四十二年（1563），推官翟臺“作堂三楹”，再次進行了修復。萬歷六年（1578）復廢。
城南書院在明朝雖經(jīng)兩次修繕，但規(guī)?？s小了。至清康熙年間，屢次修復，但艱于集資，未能實施。雍正十一年（1733），與“岳麓”共享帑金1000兩，同稱省城書院，然只在長沙府招生。乾隆十年（1745）巡撫楊錫紱以岳麓書院隔江，“每校課為風濤所阻”，就南門內(nèi)天心閣下舊署改建，仍名“城南”，辟御書樓、禮殿、講堂及正誼、主敬、進德、存誠、居業(yè)、明道6齋，共84間，藏書數(shù)于卷，移“岳麓”生童肄業(yè)其中。乾隆二十一年（1756），巡撫陳宏謀復移生員于“岳麓”，留童生及新生于“城南”。道光二年（1822），為“遠塵俗之囂，聆清幽之勝，踵先賢之跡，興尚友之思”，巡撫左輔等遷返妙高峰舊址，宋時“十景”“舉其六”，建山長居、監(jiān)院署、文星樓等，修南軒祠以祀張栻，辟六齋等共120間，“堂構整齊，齋房櫛比，規(guī)模視昔十倍”。又增購圖書至10555卷，改為“通省肄業(yè)之地”，內(nèi)外學正、附課生額擴為138名，與“岳麓”相等。道光皇帝又御賜“麗澤風長”額，以為表彰。左輔親撰記以明其“仰希古哲”之意，誡諸生“履先賢之居，求先賢之學”，成為“經(jīng)明行修，立體備用”之士，后巡撫嵩蓮航制訂了學院章程。寂然500多年的城南書院又成了湖南的最大書院之一?！冻悄蠒褐尽分杏羞@樣的記載：“城南之肇自有宋，與岳麓先相等，其隔江對峙? ??各藉先賢之聲以俱永，亦遙遙相望。”這時離張栻逝去已642年。然而，此時的城南書院再度以“文人日盛”，山長如賀熙齡、余正煥、胡達源、何紹基、郭嵩燾、王先謙等走進懸掛著“麗澤風長”的御匾的大門，講學人多漢宋并重，尤重經(jīng)濟之學，造就人才甚眾，最著者有曾國藩、李元度、黃興等。
光緒二十九年（1903），巡撫趙爾巽改城南書院為湖南全省師范學堂，次年改稱中路師范學堂。1912年，改名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楊昌濟、徐特立、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郭亮、李維漢、蕭三等先后在此學習、工作或從事革命活動。1949年后，毛澤東題“第一師范”校名，1968年依1912年原貌復建。今繼續(xù)辦學，并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的妙高峰下，城南書院舊址已被著名的湖南第一師范的別致校舍所替代，那些典雅的歐式建筑，本能地將它從傳統(tǒng)文化中剝離出來。它內(nèi)部的陳設，如果不從傳統(tǒng)文化的角度去觀察，而僅僅從革命的角度去看它，可以說無可挑剔。毛澤東當年讀書的桌子、睡過的床鋪、用過的閱覽室、搞過活動的大禮堂，甚至進行冷水浴的水井，在陳列布局的細節(jié)上處理得恰到好處。明媚的陽光，盡現(xiàn)革命的靈性與輝煌。在這樣神圣莊嚴的地方，想要從革命文物的背后，尋找更遙遠一點的歷史文物，哪怕是殘磚碎瓦、只字片言，都需要有足夠的考古知識和歷史知識作支撐。無論如何，這座曾經(jīng)名動京城，雍正賜帑，道光賜匾，張栻、何紹基、王先謙等文化巨匠講學的古代文化殿堂，已從精神上被嶄新時代勾銷了。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歷史是一個不斷覆蓋的過程，革命文物與歷史文物如何相得益彰？